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个“文学人格学”的雏形
作者：金 梅
处的作品，尚且需要这样做，那么，对于那些等而下之，表面上好似新颖独特，实则内容芜杂，格调更为卑劣的作品，在褒贬取舍之间，我们不更应该慎之又慎，细加鉴别，切莫胡乱鼓噪，盲目效仿吗?
《红楼梦》和《金瓶梅》的格调和风格如此悬殊不等，高下分明，探究其原因，不只是由于题材和表现手法上的不同，也并非只是两位作者的脾气秉赋有所区别。更深刻的内在原因，还在于两位作者，在品性、品质、器识、思想情操、人生目的和道德水准，即人格上的本质性的差异。孙犁说：“因为艺术效果会有这样的不同，有人就把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人格联系起来”；“对于现实生活，因为作家的思想不同，能够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有的作家看到人生的变革向上的力量，看到人物的美好崇高的品质，他努力发扬这些，在他的作品里，很多人物更完美更有生气，他把人生和人物美化了成全了。而在另外作家的笔下，他把人生和人物丑化了破坏了。这种成全和破坏，是就作品的实际效果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作家是在赞扬或是在讽刺。”曹雪芹“对于人生是依恋的，对于很多人物是同情的。他所以有时忧闷，只是为了探索使得人生更美好的办法，他所以暴露一些坏人坏性格，只是为了对善良的性格的维护。因此，在他的笔下，人物都是性格化的典型化的，感情的力量是广泛深厚的。这种为人生的热忱，贯彻在全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就使得作品像吸取了全部的有益的雨露的花朵一样。它的风格先是内在地形成了，然后发展到外面，在大自然界占取一个光辉的地位。”而《金瓶梅》的作者，虽不无鞭挞坏人坏性格的意向，甚至“更标榜了劝善惩恶的‘警世’目的”，但毕竟由于他缺乏高贵的思想情操、道德水准和“积极为人生”的目标感，终于使他自觉不自觉地以欣赏、宣扬的笔调、自然主义的手法，津津乐道地描写着那些坏人坏性格，以及他们的不堪入目的禽兽行为。致使《金瓶梅》这部作品，内容淫秽，格调低下，意趣卑劣”。(《论风格》)
孙犁还论证了由于作家艺术家的人格、见识、思想情操、道德水准等，这些主观条件的差异，使那些表面上看似属于同一类艺术风格的作品，实际上存在着真假高下之分。闲适超脱，是常被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艺术风格来谈论的。孙犁则以周作人的作品为例说：“‘五四’以来，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侒的敌人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假的。”周作人的所谓闲适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正是从这样的对比分析中，孙犁说，“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对文章的风格来说，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优劣和真假(《贾平凹散文集序》)。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孙犁反复地告诫青年作家们：只有“作家的品格提高了，作品的格调才会高起来”，进而提高作品风格的品位。(《编辑笔记》)
四，作家的人格状况，影响其描写对象的选择与表现
作家人格的构成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提及者外，还有思想境界、人生愿望、美学理想等等。这些，也都会影。向到他创作的走向。
的确，孙犁在《论风格》一文中说过：“作品风格的高下，不取决于题材的高下，不取决于所写的是高贵的人或是低贱的人物。”然而，同一篇文章中，对《红楼梦》与《金瓶梅》人物形象品位的比较分析来看，实际上，他还是认为，选择何种人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及如何描写，不只影响到作品风格的品位和社会效果，也反映出作者人格的品位。这与他的美学主张和美学理想有关。孙犁在谈到风格的形成因素时，有过这样的表述：作家只有“生活丰盛”和具有“对人生的崇高愿望”，才能发现“自己的最可爱的人”，并“展开全部思想赞美了她的宝贵的价值”。
纲要式的《谈美》一文，共25则。其中有多则，谈到了作家人生愿望、伦理道德修养与其描写对象的关系问题。如：
艺术家的特异功能，不在于反映，而在于创造。不在于揭示众口之所称为美者、善者，是在能于事物隐微之处，人所经常见到而不注意之处，再现美、善；于复杂、矛盾的人物性格之中，提炼美、善。(第四则)
作家的人生哲学，非生而知之，乃后天积学习、经历、体验而得。有的乃经过人生之一劫而后得之，《红楼梦》作者是也。虽经一劫，然亦不失其赤子之心，反增强其祝福人类、改良社会之热诚与愿望，托尔斯泰是也。即使其哲学思想，并非对症之良药，然其真诚的无私之心，追求善美之勇，不可忽视。至于艺术形象之荚，婉约曼丽，容光照人，则更不能忽视之矣。(第十三则)
艺术家创造出美的形象，以之美化人类的心灵，使之向善，此之谓美育。……美育废弛，必然影响德育。(第十七则)
从以上反复引述的孙犁如是说中，可以看出，作家艺术家的人生愿望、思想境界和美学理想等等，这些人格因素，与其描写对象的选择和表现，密不可分。而在孙犁看来，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将选择、提炼、表现、弘扬真善美的人物和事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这些，既是孙犁一生追求的美学理想，也是他一生美学实践的总结。他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等文章中说，在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爱民族、爱国家、爱同志的高尚思想、优秀情操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一切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使他深受感染，加深了他原有的爱好真善美的气质，并进而加深了在创作上追求和表现真善美的信念。他想写的，只是那些他认为“最可爱的人”。而一旦发现了这样的人物，他就用感情浓重的笔墨，热情地把他(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对假恶丑的人和事闭上眼睛，不加揭露和抨击。他的长篇和中篇不必说了，便是在短篇小说中，对某种高尚情操予以歌颂时，也常常是与抨击相反的思想行为并而出之的。例如《丈夫》、《光荣》、《黄敏儿》等作品中的有关描写。至于后期所写的部分“芸斋小说”，其对假恶丑的人和事的鞭挞，就更突出了。
五，语言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和品质最敏感的部位
这是孙犁致贾平凹信(《再谈通俗文学》)中的一句话。类似这样的话，他还多次说过。如在《小说是美育的一种》中说：“言为心声。心为大众．其浯言虽拙亦美；心为私利，其语言虽巧亦恶。一人发声，众人所听，是不容易欺骗得了人的。”在《读作品记(四)》中说得更加具体而深入：
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的语言，美与不美，绝不是一个技巧问题，也不是积累词汇的问题。语言，在文学创作上，明显地与作家的品格气质有关，与作家的思想、情操有关。而作家对文学事业采取的态度，严肃与否，直接影响作品语言的质量。语言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有真情才能有真话。虚妄狂诞之言，出自辩者之口，不一定能感人；而发自肺腑之言，讷讷言之，常常能使听者动容落泪。这是衡量语言的天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