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个“文学人格学”的雏形
作者：金 梅
孙犁在谈到风格时提到的“道德品质”、“道德力量”(《论风格》)这两个词语，其本身是中性的，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及其每一个成员，在“道德品质”或“道德力量”上，都有其特定的取向。作品是由作家创造的。说作品的风格是一种“道德品质”、具备一种“道德力量”，当然包含着作家自身，对“道德品质”和“道德力量”的取向。但从孙犁的行文语气来看，他当时强调的重点，则在作品风格本身所显示的，或高或低，或尊或卑，或优或劣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力量”上面。他那时这样说，可能是还未十分明确地意识到，应该进一步指出，作家的“道德品质”、“道德力量”，与作品的“道德品质”、“道德力量”之间，二者孰先孰后和如何隶属的问题。到80年代初，由于其有感于当时文坛(特别是作家素质和作品品位)的状况，在《致丁玲》的信中，他就明确地提出了“对于创作，我是坚信生活是主宰，作家的品质决定作品的风格”的观点。“作家的品质”是作家人格的核心部位，孙犁将作家的品质，直接与作品的风格联系起来，这就将作品风格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关键，提到了作家人格状况的高度。
综合其一系列相关文论，在孙犁的心目中，作家的品质，或者说是人格之影响作品风格的品位，包含着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作品的风格，是作家人格的反映。这在他早期文论中，已有所涉及。如在《契诃夫》一文中说：
忠诚和朴实是作家契诃夫人格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突出的、自然的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他特有的风格。从他早期的作品，那篇诗一样的小说《草原》，我们就完全为作家的这种伟大的胸怀感动了。
这种伟大的胸怀，真正拥抱和了解了他那国土的全部事物，表现他对人的美丽的和善良的品格的发扬和维护，对于弱小的和不幸的扶养和同情。他常常为美丽的东西被丑恶的东西破坏而痛心，即便是一棵小小的花树，一只默默的水鸟或一处荒废了的田园。他对俄罗斯人民的伟大的可尊敬的性格，抱有坚强的自信，对于他的祖国，必然走向幸福富庶之途，作过无数的辩证和召唤。
……契诃夫的作品曾经坚定了他同时代人民的善良的信心，并热烈地鼓励了他们。他全力追求的是快乐和幸福。冷漠和孤僻与他绝对无缘。他的作品永久有助和有益于人类向上的灵魂。……
……契诃夫具备一个当作家来看的完整的品格。……这种品格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作家对他的祖国和人民的改革和进步所作的重大的努力，他所表现的高贵的责任心、忠实性，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具体到作家本身，契诃夫有着完整的个人品格，在完成社会职责和做人的道德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中国传统文论，在评价文人的为人与为文的风格时，往往将“道德”与“文章”两个词汇，连接成“道德文章”这一词语。优秀的文人，在为人与为文的实践中，无不自觉地将二者融汇成有机的一体。孙犁在赞扬欧阳修的散文时，就这样认为：“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与为文风格的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欧阳修为人忠诚厚重，在朝如此，对朋友，观察事物，评论得失，无不如此。自然、朴实，加上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如此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欧阳修的散文》)
诚然，以孙犁之见，作品的风格状况，与作家品质直接相连，但又并不完全由作家的品质所决定。它还要受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在比较韩柳欧苏唐宋四大家，尤其是韩欧两家创作风格时，孙犁进一步认为：“欧阳修的文章接近柳宗元，他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苏轼宗韩，为文多浮夸嚣张之气。”“韩文多怪僻。欧阳修幼时，最初读的是韩文，韩应是他的老师。为什么我说他宗柳呢?一经比较，我们就会看出欧、韩的不同处，这是文章本质的不同。这和作家经历、见识、气质有关。韩愈一生想做大官，而终于做不成；欧阳修的官，可以说是做大了，但他遭受的坎坷，内心的痛苦，也非韩愈所能梦想。因此，欧文多从实际出发，富有人生根据，并对事物有准确看法，这一点，他是和柳宗元更为接近的。”(同上)
二是作家人格的优劣，决定作品风格的高下。孙犁在《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一文中说：“风格不是形式。有人把风格看成是形式，说成是外在的东西，实是皮毛之浅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态度，即作家的‘创作用心’。用心的高下、宏细、强弱、公私、真伪的分别，形成风格的差异。”这里所说的差异，并非指风格特色之不同，而是指其品位的高下。在《致贾平凹信》中，谈到作家要读点中国哲学时，孙犁说：“中国哲学书(包括先秦诸子)对文学写作有很大好处。言近而旨远，就使作品风格提高。”既然可以提高风格，这就说明，风格是有高下之分的。说风格有高下之分，这是为孙犁经常提及，却少为风格学者所留意的。
作家的人格，不只决定其文章的格凋，即文格，也决定其文章的风格。这就涉及到了作家的人格、文格(格调)与风格三者的关系问题。在孙犁的文学观念中，就某一具体作家来说，他的人格决定文格，其文格又决定其艺术风格的走向。但放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在一个时期的文格状况，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作家整体素质，尤其是人格以及艺术风格的走向。因此，如果是谈整个文学创作的状况，孙犁的看法是：人格与文格和风格是相互统一与相互渗透的。如以图文标出，即为：人格→←方格→←风格。按照孙犁的这一总的看法，人格决定风格，是经由文章的格调来实现的；人格有高下，于是文章的格调亦有高下；文章格调之高下，也就使文章的风格出现了高下之分。
在文学艺术上，格调和风格，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在通常情况下，前者是就作品中流露的思想情绪的高贵或卑琐而言，后者更多的反映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从其在《论风格》等文章中，对比着分析《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不同格调、不同风格的思路来看，孙犁则有意识地把这两个概念(格调和风格)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以强调作品的格调对风格的内在的决定性的影响。意在说明，现实主义(以及其它进步流派的文学)所追求的，并不是任何一种艺术风格，而应该是那些思想内容健康有力、情绪意态奋发向上的崇高优美的风格。当面对着像《红楼梦》和《金瓶梅》，这样两类思想格调截然不同的作品时，在艺术风格上，我们就不能不判别其高下，区分其优劣了。依照孙犁的说法，《红楼梦》的格调及其造成的风格，有如作者笔下那群可爱的女孩子，“给读者的感觉是热烈同情的，力量是鼓舞向上的，心理是陶冶教育的，境界是炉火纯青的”。而《金瓶梅》，尽管“它有自己的风格，然而是一种低级的含有毒素的风格。它的风格有些像作为它的主角的那个尖酸刻薄的妇人”。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像吃了腐败的食品一样，即使这食品曾经有名的厨师烹调，也常常引起心情恶劣厌烦，不能终卷”。这样两类作品的风格体现的思想内容和情绪格调，竟是如此地悬殊不等，起到的社会效果即对读者道德情操的熏染，又是那样地迥然有别。对此，我们必须严加取舍，决不能兼收并蓄。面对像《金瓶梅》等一类还有某些可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