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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情节诗学：叙事进展的其他形式及《尤利西斯》中的多轨迹进展探索
作者：［美国］布赖恩·理查森 著 宁一中 译
——编者
仔细审视20世纪关于情节的讨论，就可看出某些重大的分歧（比如，结构主义强调事件的语法顺序，而新亚里士多德派则强调行为轨迹的情感结果）；而从具体的分歧退后一步看，却可发现在实质性领域里大家却意见一致，甚至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看法的理论家们也莫不如此。由弗拉迪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这样的首要结构主义者做出的分析竟会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这种从阐释学角度进行写作的理论家的方法完全合拍。利科认为，情节是一个管束着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可识别的整体……故事由事件组成，正如情节将事件组成为故事一样。P. Ricoeur, “Narrative Time,” In W. J. 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pp. 165—18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167.普洛普同样假定，一系列相关的事件会导致问题或冲突的解决，随着这些事件，故事也就开始了。以上的立场不仅与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的方法一致，事实上他还引用了他们的观点以支持自己的立场。P.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New York:Random, 1984, pp. 13—17.布鲁克斯用情节这个术语来涵盖“叙事的意图，即通过事件序列和时间呈现出来的各种意义的结构”。P.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p.12.布鲁克斯的这一用法又与另一从理论上讨论情节的主要支派相一致：强调一致、意图、完成、效果；而这些是以R. S. 克莱恩（R. S. Crane）为始作俑者、与芝加哥大学紧密相关的新亚里士多德派批评家们所创造的。将这些林林总总的观点加以过滤，就得出这样一个关于情节的概念：情节是叙事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由某种因果原则联系起来的有目的性的事件序列。换言之，这些事件捆绑在同一典型的轨迹上，它会导致关于问题的某种形式的解决或发展趋向。正如彼得·布鲁克斯所言，“通过事件序列和时间安排而产生的可能意义有赖于事先对小说结尾的构建力量的考虑” (1984: 93, cf. 90—112)。
但这一概念的问题是，很多叙事抵制、逃避或拒绝这一情节模式及其关于叙事的一致、连贯和目的的明确假设。20世纪的文本尤其这样。这些文本坚持其碎片性、开放式结尾、矛盾性、挑战性，让故事“没有情节”。因此刚刚下的那个定义在描述由《尤利西斯》或《海浪》留下的各种轨迹——我称为叙事进展——的情况时几乎毫无用处，更不用说以此描述格特鲁德·斯坦恩（Gertrude Stein）、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或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写的更带实验性的作品了。我想指出，詹姆斯·费伦将叙事进展作为能动的事件、把事件的主体作为一个发展整体来处理的那些话，既灵活而又非常有用，它超出了上述的情节概念的局限。我之所以要用这个术语，部分原因就在于此(1989: 14—22)。更早些时，拉尔夫·拉德特（Ralph Radet）(1973)就提出了一个超越他称为“现实主义—情节—判断”的重要叙事模式，并把这一模式同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家们提出的模式画等号。他的阐述尽管揭示了现实主义叙事进展的三种很不一样的形式，但其基本框架仍然是模仿说，因此不能包含反模仿说的模式。（不妨再说一句，即使我们需要利用这个关于情节的定义，以便理解这些作家具体的违规写作，上面所说的话依然没有改变。）在后面的文章中，我将找出近来小说中出现的各种不以情节为基础的叙事顺序的最明显的例子，指出与其相关的历史先例，并指出这些策略怎样补充或取代了传统的序列模式。列举这些策略的清单本身也有一个排序原则，即从最熟悉的到最难以想像的序列方式，也就是说，从那些几乎不露痕迹地伴随故事前进的方式到那些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颠覆了传统序列方式的方式。不以情节为基础的表现事件的方法如此之多，真令人吃惊；而这些方式竟没有被叙事学家们作全面的探讨，又让人愕然。我也将从《尤利西斯》中寻找每一种策略，这部小说可是用了相当多的序列安排技巧，但都不是传统的情节安排方式。
在这方面，《尤利西斯》是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作品。一方面，它看上去似乎没有最起码的必要情节：事件与事件之间似乎多少显得随意；第一次线形的进展（一至三章）被打断，第四章我们见到布鲁姆的时候，钟被重上了发条。这两条故事主线常互相接近，却从未在任何重要的情况下交织在一起。小说结尾处，斯蒂芬和布鲁姆各奔东西，就像两艘船在夜间擦肩而过——诚如大家对小说采取的不确定的结尾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机制能将最后几章里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很多较短的序列似乎偶然地结合在一起，但肯定没有更大的因果链上的联系。《游岩》那一节追溯几个空间上离得很近的都柏林公民的行踪，而这些行踪实质上并无交互性，因此这一节可以被视为作品拒绝传统情节的典范。提摩西·马丁（Timothy Martin）认为“小说后面的很多故事背离了《尤利西斯》作为整体的 ‘整体独立原则’” (1998: 208)，该文的后面部分对文本中事件的统一与非统一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小说里频繁使用内心独白和自由间接引语，使得更短的文字的序列组合更显偶然。说句子B在句子A后面，因为那个想法正好在人物的脑海里冒出来，这种说法是根本解释不通的。托多罗夫(Todorov)说，“服从时间顺序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尤利西斯》。行为与行为之间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关系就是它们之间纯粹的连续性”。T. Todorov, Introduction to Poetics, trans. R. Howar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p. 42.这一说法恐与事实相去甚远。
这些表面上看去毫不相干的事件或缀段组合在一起的一个明显的方法就是复制早前出现过的文本的顺序。尽管这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者们最喜欢使用的策略，其根源却可追溯到古代。我们可以在亚里斯托芬的《妇女的节日》（也有翻译为《地母节妇女》的）(Thesmophoriazusae)里找到一个早期表现自我意识的好玩的例子。在该剧的结尾处，欧里庇德斯的堂弟发现自己被一些他害怕的人俘虏并要加害于他。为了逃走，他试图模仿欧里庇德斯不同戏剧中处于同样困境中的人物的方法。两次失败后，他照着与他的处境最为相似的Andromeda的情景去做，并最终得以脱身。刚刚提到的双重线性进展法出现在《尤利西斯》中，因为同样的序列出现在《奥德赛》中：乔伊斯将斯蒂芬见到普洛调（第三章）的场面放到他遇见了奈斯陀（第二章）之后，因为荷马笔下的帖雷马科是在与奈斯陀（第三卷）说完话后才与普洛调打仗的（第四卷）。如果没有这一理据，斯蒂芬的行为就是没有动机、毫不相干的了。荷马对事件序列总体上的随意编排，成了乔伊斯效仿的模版，否则这些事件序列就成了随心所欲的凑合了。乔伊斯的文本尽管不都是按这种顺序安排，但按这种顺序编排的地方确实不少：吃萎陀果的种族（第五章）、 埃奥洛（第七章）、 莱斯特吕恭人（第八章）、 赛仑（第十一章）和太阳神的牛（第十四章）等诸段都是按照荷马使用过的顺序排列的。不过其他的缀段如卡吕蒲索（第四章）、刻尔吉（第十五章）都经过了重新调整，以满足不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