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照片背后的故事
作者：尼古拉斯．詹金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的日记和书信中，斯彭德所唤起的意象是天使般的，赋予了他如布莱克(Blake)笔下晨之子头顶的那道熠熠生辉的神奇的光环。罗沙蒙德·莱曼(Rosamond Lehmann)告诉他的一个朋友斯彭德进来了，“就像一轮炽热的旭日喷薄而出……充满了房间，闪耀着，闪耀着，闪耀着”；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看见他“金发碧眼，皮肤晒得黝黑，站在屋子最高层他的房间中央”，阳光从窗户倾洒进来，使他看上去“就像个火人”。斯彭德1929年在波恩邂逅的语言学家恩斯特·罗伯特·科迪厄斯(Ernst Robert Curtius)称他为“太阳之子”。科迪厄斯无疑想让他的这一说法带有口语的、当代的味道，但作为一名古典学者，他还要把斯彭德与阿波罗(Apollo)、法厄同（Phaethon，太阳神之子）和伊卡洛斯(Icarus)与太阳有关的叙事故事联系起来，这些都是抒情诗神话基础的组成部分。此外，就像别人看到斯彭德一样，斯彭德也看到了别人。在他于1930年代用德语创作的诗歌中到处可见阳光，以及无数“古铜色脸的男孩子”。“太阳——人类贫穷之中自然之巨大财富的象征——是这德国首要的社会力量，”他在《世界之中的世界》中这样写道。斯彭德1933年的作品集《诗歌集》(Poems)具有象征性的最后诗句是：“杀手的致命克星，给生命带来光。”
“光”是令斯彭德家族着迷的一个东西，斯蒂芬的两个兄弟都与摄影密切相关：迈克尔是一名航空摄影测量专家，而汉弗雷(Humphrey)则是过去一百年中英国最优秀的摄影家之一。根据语源学，摄影就是“用阳光写作”，而在这些早期的诗歌里，光和火焰常常“照相般地”落在纸上：“光线均衡，像雪的反光，照在所有人的脸上。”一位英雄的生命结束了，“就如火爆出的火花”；“它悄悄地消失了”。1931年，斯彭德告诉威廉·普罗梅(William Plomer)他正尝试一种“非常直接的”写作，而实际上，斯彭德最出色的早期作品中所营造的效果那令人吃惊的、完全自然真诚的纯正，部分来自于这样一种感觉，即某些光明的无形力量，“能量且只有能量”，是将它自己直接晒制成像到纸上的。
在这一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光柔化了现实坚硬的边缘，就像正义的怒火熔化了“幻象的流动的门”。斯彭德的太阳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力量源泉，它不是优美地给这个有形世界输送营养或照亮它，而是耀眼地改变它，并且同时也使它的居住者能够挣脱个性的局限。地球之星（指太阳——译者著）是个“巨大的火圈，强烈的白光遮盖了所有其他知觉形式的鲜明轮廓，甚至使时间感消失殆尽”。斯彭德关于名人的那首名诗《我不断地想到那些真正伟大的人》("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不同寻常地走到了详细说明的另一个极端，用一个的集体的、姓名不详的“在其内心呈现火之中心”的“他们”而令人感到迷惑。他们“诞生自太阳”；他们“向着太阳前行了一小会儿”，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没有如世俗的想象力可能会预言的那样，仅用“姓名”给他们经过的空气留下“印记”，他们用的是——随着有形实体的枯燥乏味逐渐消退时抽象就变得神秘——“他们的荣耀”（指太阳）的不很清晰的、神秘的标记。
像这样的诗歌有一种活跃的、争辩的感觉，尽管很难确定争辩的是什么。但是，在1930年代，作为最积极投身于政治的英国年轻作家中的一员，斯彭德声名鹊起。1931年他对一个通讯记者说那时他的朋友“几乎都是……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同时代人及批评家常拿斯彭德与雪莱相比较。（与雪莱一样，斯彭德也是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牛津的大学学院；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牛津人回忆起他时说他被称为“雪莱的化身”。）确实，斯彭德反叛其父亲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风格，所采取的方式似乎不是向前投入到一个新的世界，而是飞回到一个更早的浪漫主义的时代。
随着1930年代的继续，政治，以雪莱的方式，越来越明确地出现在斯彭德的作品中，包括诗歌和散文。关于1934年2月发生于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起义的《维也纳》（Vienna, 1934）在其最后的诗句中坚持认为那些牺牲的革命者真正是“我们的祖先”。而在1935年，斯彭德曾争辩说，大作家们，没有成为宣传者的大作家们，现在必须直面“政治生活……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的主题”。他创作于1930年代中期的许多诗歌都越来越公开地涉及当时的各种问题，如《贫瘠的土地》("The Marginal Field")、《脚注》("A Footnote")和《贫民窟里的一间小学教室》("An Elementary School Class Room in a Slum") 等诗。不同于奥登、依修伍德或马克尼斯的是，斯彭德相当引人注目地支持共产党，尽管他加入该党的时间仅在1937年初持续了几个月；此外，即使在他渐渐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信仰之后，他仍然积极参与西班牙的共和事业，一直坚持到1939年西班牙政府倒台。或许正因为此，在他那一代的自觉“结盟的”左翼艺术家中独树一帜的他被盖世太保列入德国攻占英国后要逮捕的公民名单。更接近于事实的是，国家档案馆最近公开的文件表明，到1930年代后期，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MI5）认为斯彭德和奥登都不是政治上危险的激进分子，“两人都是那种高度理想主义和书生气类型的共产主义分子”，其中有份报告轻蔑地如此断言。
为了说明这种感觉并非没有道理，MI5可能只引用了斯彭德的散文集《从自由主义向前》(Forward from Liberalism, 1937)。 此书旨在描述“一个具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情心的人”的观点，它记录了“个人对共产主义的探求”。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指出此书所呈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的非常个人化的理解。斯彭德直接地将自己置身于前马克思的、浪漫主义的和空想的政治传统中。该书的第一句据说引自布莱克：“宗教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兄弟会。”[布莱克在《耶路撒冷》(Jerusalem)中实际上写的是，“宗教和政治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兄弟会就是宗教。”] 斯彭德进而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与他早年在福音书中读到的东西相联系起来，提及古德温(Godwin)、佩因(Paine)和雪莱的地方也比比皆是。因此，这是一种伦理的和情感的政治。在1937年，当时斯彭德竭尽全力将一个名叫托尼·亨德曼(Tony Hundman)的正患着病、被视作异己、情绪沮丧的人从国际纵队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令斯彭德备受折磨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幻灭，如他自己所称是“我在这一个十年所经受的最大的痛苦”，只不过证实了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