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照片背后的故事
作者：尼古拉斯．詹金斯
文：[英] 尼古拉斯·詹金斯（Nicholas Jenkins）
斯蒂芬·斯彭德“做戏似的、官方的、刻意修饰的”形象背后究竟掩藏着什么？
1931年夏日的一天，在波罗的海的某个度假小岛上，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按下他那台“福伦达牌”照相机的自拍快门，疾步走回照相镜头的视野中，留下了一张与他的两个朋友W·H·奥登(W. H. Auden)和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合影。后来，依修伍德完美地描绘了这一幅将对英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之肖像十分重要的图像：“斯蒂芬站在中间，双臂搂着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脸上的表情就好似暂卸重任、与‘这些小不点’一起休闲放松的耶稣。”
在这里，就像斯彭德一生中常做的那样，他设法使自己不仅成为场景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它的记录者，安排并捕捉了一个使他自己成为咧嘴而笑的三人组中心人物的镜头，他们，用伊夫林·沃酸溜溜的话说，“联合起来，捕获了那个年代”。那种姿势——斯彭德双手分别搂住两个朋友的肩膀，坚定地将他们拥在自己的身边——暗示了一种目标与观点的令人激动的一致，一种共同的命运。但是这张快照作为文学史的一幅肖像，又有多少暗示性呢？奥登和依修伍德后来（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双双成为笃信宗教的人，两人都改了国籍，都使自己丧失了社会地位，两人都客死遥远的他乡，无儿无女，都或多或少被公开地指责为同性恋者和文化的“背弃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彭德（据我所知）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去世时就在自己出生的城市，有妻子，还当上了祖父，被封了个爵士的头衔，并（如一位赞颂者心情颓丧地指出的那样）是“英国文学界非官方的大使”。
自从三人在吕根岛灿烂阳光中相聚那一刻以来，关于奥登的传记共出版了三部，关于依修伍德的传记也有三部。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的《斯蒂芬·斯彭德：权威传记》(Stephen Spender: The Authorized Biology)是有关斯彭德的第三部传记。[第一部由休·大卫(Hugh David)撰写，带有恶意的报复意向，研究毫无条理；第二部由大卫·理明(David Leeming)撰写，简短但却有用。）萨瑟兰的这本明晰但不乏审慎的著作，以及同时期出版的、由迈克尔·布莱特(Michael Brett)主编的《新编诗集》(New Collected Poems)，让我们有机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评价斯彭德的生平与创作：首先就可以看到，到1931年时，一条沟壑在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一边是依修伍德冷峻漠然的散文和奥登“明晰、冷淡的”（斯彭德语）诗歌，另一边是斯彭德激昂、狂热、理想化的抒情诗。
布莱特编选的诗集无视斯彭德后期思想与他早期成果的混乱，而回到其诗歌的原始文本；无论从哪方面讲，无论从哪个重要的方面来看，这些都是最好的。他将斯彭德八册诗集的内容以原貌呈现，同一时期未被收录的诗歌则嵌入各册诗集之间。布莱特写道，这是斯彭德身后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但是很难想象有人还会想要另一部，或者会有可能对他的这一部诗集作重大的改进。诚然，一些编选决定似乎值得商榷。例如，为什么只再版了斯彭德1936年发表于《新写作》(New Writing)上的三首霍德林(H?lderlin)作品的译作中的两首，而忽视了那一首使奥登灵感大发给其诗歌《当然是我们的城市》加上那个著名结尾，并因此而成为范围更大的文学史组成部分的诗作？还有，为什么不再版斯彭德为《寂静的中心》(The Still Center, 1939)写的宣言般的《前言》？在这篇前言中，斯彭德宣布他将放弃自己早期的闪闪发光、史诗般非人格化的风格，而“慎重地转回到一种更加个人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他将涉及“弱点、幻想和错觉”等主题。但总而言之，《新编诗集》是个谨慎编选、自我规避的版本，它使斯彭德作品中最出色的部分以其最初的、本真的形式清楚地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如此的清楚明晰对斯彭德的传记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斯彭德的工人阶级情人托尼·许德曼(Tony Hyndman)就为了斯彭德的“十分明显的不精确”与他发生了激烈争论。而尽管无休无止地用绵延数英里的出版物及在数以千计的演讲台上沉思自己的过去的斯彭德可能有种正确把握境遇要点的才能，但他终其一生都有一种把事实搞错的天赋。萨瑟兰温和地称之为一种“抓住各种事件的基本事实而实际的细节却在他的心中给弯曲的习惯性窍门”。举个取自斯彭德相当出彩的自传《世界之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World, 1951)一书中的例子（对此例萨瑟兰太仁慈而不忍加以强调）。他从1947年开始写作此书，完成于1950年，就在书中所描述的许多事件发生之后没多久。而他却冷静地写道，他的哥哥迈克尔(Michael)“就在战后”被杀死，并“被埋葬在明兴-格拉德巴赫”。萨瑟兰告诉我们，事实上迈克尔死于“欧洲胜利日前夕”，并“葬在爱丁霍文的英国军人墓地”。这需要具有一种特别的超凡脱俗才能使你在你兄弟去世不到五年就记不得他葬于何处。
在吸引约翰·萨瑟兰这样卓有成就的学者上，斯彭德那确实受到质疑的幽灵得到了比它可能合理期望的更多的关注。萨瑟兰是一位杰出的十九世纪文学评论家，即使并非所有他编集的有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以后的文学世界的详尽史料都是完美的，但他却知识渊博、简洁明了、生动形象地（且富于机智地）描述了斯彭德高度自由的家庭背景，他们对所处环境保持的稍作妥协的优雅，十九世纪的价值观仍对斯彭德的童年产生了影响，特别还有诗人的那位当记者的狂暴父亲哈罗德·斯彭德(Harold Spender)。按萨瑟兰的观点，哈罗德在他儿子的眼里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之风格的杰出化身”，而他则肯定地称“野心勃勃的儿子”（《野心勃勃的儿子》系斯彭德写于1939年的关于他父亲的一首极端愤怒、极其痛苦的诗歌）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但是，总的说来，这本传记颇有前斯特雷奇风尚，几乎没有详述斯彭德那富于侵略性、破坏性和敌对性的冲动。还有一点也很古怪。奥登和依修伍德都认为斯彭德的性格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古怪黑暗的一面。例如，奥登在1942年告诉斯彭德说：“我认为你是个极其无情的人。当你表现恶劣时，并不是因为你意志软弱，而是因为你意志过于放肆……我怀疑……你对他人死亡的真实的个人感受是：好呀！他死了，而我还活着。”依修伍德在讲到斯彭德的“冷酷无情的天真”。
对比起来，萨瑟兰的基调来自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后者发现斯彭德“非常天真、道德上给人深刻印象，同时又是精明的”，这使得诗人随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思想观念在道德上的充分流传，能够使用显然已贬值的术语“如好与坏，对与错，善良与残暴”。在萨瑟兰看来，相对而言，斯彭德从根本上说是这样一个人，他勇猛地在一个阴险、不公、悲剧的世界中寻找（引用早期一首诗中的诗句）“一些光明来紧紧握住，/一些最后的天真/使其免遭尘土的湮没”。萨瑟兰声称，斯彭德具有“文学上的伟大”， 并在书的开初就把他描绘成一个谦恭宽容的巨人，多产、率直、慷慨，不断地“参加有价值的事业”。此外，“所有那些非常了解斯蒂芬的人不是非常喜欢他，就是爱上他”。
像依修伍德和奥登这样的朋友们的确“爱”他们那喜欢饶舌的老密友，这似乎并没有问题了。但是他们的爱却是与暴怒、挫败或蔑视的经常性的发作共存的。例如，依修伍德就曾为斯彭德印成铅字的“蹩脚的、恶毒的、冷淡的贬损之词”而对后者大发雷霆，而奥登也曾在不同的场合称他是个“笨蛋”、“白痴”和“唯我论者”。（相比之下，在他们有大量纪实材料记录的一生中，奥登和依修伍德相互之间却似乎从未说过任何真正批评对方的话。）斯彭德的朋友们对其早期作品的真诚仰慕只会加重这些私人间的紧张状况。弗雷德里克·普罗科斯克(Frederic Prokosch)记得1939年在纽约曾带奥登、依修伍德和马克尼斯(MacNeice)等人去吃饭：“每个人都相当无情地取笑斯彭德。”但后来，他们又当众朗诵诗歌，“奥登朗诵了他自己的诗歌，也朗诵了他非常推崇的斯彭德的一些诗歌，相当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