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照片背后的故事
作者：尼古拉斯．詹金斯
1930年代以及此后的读者抱怨说斯彭德的语言含糊、抽象——非常像他的文学幽灵雪莱的风格，后者在这一时期也遭到了利维斯(Leavis)及其门徒的辱骂。但是，斯彭德的道德理想主义却通过其诗歌非同寻常的形式和措辞得到了令人难忘的表现。他用一种启发性地让人觉得是翻译过来的而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写作的方法，对达到他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诗歌用文字表现了一种灵妙感，一个掩藏在诗句或物体背后的世界。每一首都力图成为可供吟唱的诗歌，能够自由地飘过“大海/以及女性般柔美的陆地”，以他的飞机“滑翔在市郊上空”时所用的同样的方式，然后“降落/几乎没有扰乱待制图的气流”。斯彭德的早期诗作也常常追求一种模糊不清、含糊其词的渐渐融合的形式，而放松或几乎超越了严格的技术规则。在一个坚持国家、性别和阶级严格划分的世界里，斯彭德想要获得这样一种风格，普遍性的真理在此可以在传统诗歌形式的疆域内驰骋，而永远不会完全地落下，在那里，内容常会令人难以捉摸地、启发性地与形式不相称。
或许按斯彭德炽热、非常敏感的天赋，他本就应当会像伊卡洛斯一样很快把自己耗尽。他在1930年代后期的作品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诗作，特别是那些关于内战期间他在西班牙经历的诗歌，最重要的就是那首充满轶事趣闻的《波港》("Port Bou")。但是现在，诗人已被取代，代替这个头衔的是：与显贵人物交好的多产学者，准权威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彭德再次出国，他的护照中职业一栏原来写的是“诗人和记者”，但是——斯彭德注意到——“一个橡皮图章已经盖在上面以示作废，并在这几个字的上方写上了政府官员”），1930年代文学的活档案，与奥登之绝不妥协的基督相对应的善作推广的保罗，北大西洋一个花花老者的令人略感困惑的“朋友”，一个被封有爵位的人，家境富裕的人，模糊的名人以及从前长得很漂亮的人。1955年，斯彭德的年长的导师科迪厄斯训斥了他的这位成功的门生，他的话说得相当明白，但不无道理：“你曾是个共产主义者，可现在你却乘着游艇畅游地中海……好……好……”
斯彭德一生中这一段较长的晚期实际上始于斯彭德与画家娜塔莎·利特温(Natasha Litwin)1941年结成的婚姻，以及于同年开始至1944年结束的在国家消防队服的战时兵役。在1930年代用带有极强的神话性及起移情作用的术语创作了关于英雄般地在天空穿云而过然后消失在天际的伊卡罗斯这样的人物的作品之后，到1940年代中期，斯彭德象征性地降落，加入到其职责是监视空战并在炸弹投下后将火扑灭的那些人的行列。此后，斯彭德的孩子们先后于1945年和1950年出生，而他则作为“文学部的文学顾问”（这个职位听上去就像是路易十五的宫廷中发明的某样东西）密切地介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早期事务中，并于冷战开始时在《上帝失败了》(The God That Failed, 1948)非常公开地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的论调。1951年，他发表了《世界之中的世界》，并从1953年至1967年担任了《遭遇》(Encounter) 的编辑，只是在发现该杂志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的事实已无可辩驳时才辞去了这个职位。（斯彭德花了好几年时间对他自己也对其他人否认他的许多朋友一直告诉他几乎已确定无疑的事实。）1966—1967年，他在国会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位，并在1971年与他人一起创办了《审查机构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
在从事所有这些慈善行为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斯彭德写下了不少质量上乘但如今已基本被人遗忘的著作——诸如《现代人的挣扎》(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 1963)和《爱与恨的关系》(Love-Hate Relations, 1974)；不停地作公务旅行，不停地到英国议会作演讲和参加宴会；在美国获得了许多个访问教授的头衔，然后于1970至1975年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了一个永久性的教授职位。1983年他被封为爵士，八十五六岁时的他仍有一大帮的朋友，仍然“好争论地活着”，如他在1989年对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所说，带着一点幽默的威吓，“阻止写传记”。
约翰·萨瑟兰记述的斯彭德的晚年生活基本上是乐观、谨慎和慷慨大方的，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暂且就这么认为；但是他也在书中使用了足够多的引文，显示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彭德间歇性地表达的过时的成见——主要是一些反美牢骚，例如，有关“那些由老妇人造成的纷扰似乎越来越糟”的抱怨；或者是为自己去了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而感到的遗憾，因为那里的学生和教师“百分之两百是犹太人……这有点过于单调、过于强调了”；或者就是无聊乏味地四处散播诸如“大学本科女生”(undergraduette)、“女佣人”(skivvy)和“一二年级学生”(underclass)等名词。
但是，是人都有疏忽。因此，在萨瑟兰对这些诗歌上的休耕岁月的记述中，也有不少地方触及了人的难免犯错和弱点。在受到《详细审查》(Scrutiny)政党路线的散播者冷酷而盲目的攻击后，斯彭德在1949年的《生存的边缘》(The Edge of Being)和1971年的《慷慨的日子》(The Generous Days)之间一本诗作也没有出版过。当他意志消沉地回顾自己漫无目的的诗意的一生时，他看到了“一打宝石，或许，就在失败的垃圾场中”。当年老的他在黑夜里醒来时，他担心的是如何取挣足够的钱养活他的家人。他在1995年7月他去世前不久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他迫切需要使自己的收入翻个倍。
可是在某一个领域，萨瑟兰对斯彭德晚年生活的记述既不是特别尖锐，也没有特别直率。这个领域就是性。性和隐私实质上是斯彭德晚年时遭遇的两次令人沮丧的意想不到的失败中双方对阵的战场，当时他一直强烈地抗议其他作家拿他及他的作品做文章。对休·大卫写的传记（1992）和大卫·利维特的“色情的”和“剽窃他人的”小说《当英格兰沉睡时》(While England Sleeps, 1993)这两本书，本来都最好不予理睬，让其受不了自身的重压而沉没，而不应该让它们因成为自以为是的正义之战的诱因而扬名。但奇怪的是，斯彭德却一点都不宽容。
然而，他自己差不多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带着有关别人私生活的敏感且常常遭到破坏的细节，或是被揭发的秘密，不顾一切地赶着拿去刊载 。依修伍德在《狮子与影子》(Lions and Shadows)中写道，“野人斯蒂芬”那“优美洪亮的嗓音——遗传自一个专业从政的父亲——会将他的私人生活的最私密的细节传送至最大的餐馆的最偏远的角落”。随后，他很微妙地暗示，这个嗓音也会把别人的秘密传播得一样远。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完全的名单，上面所列的人都因斯彭德在出版物上说过或披露过的有关他们的事而非常不愉快，他们包括：T·S·艾略特，埃里克·埃尔伯特[Erich Alport，他威胁要为斯彭德在其自传体小说《神殿》(The Temple)有关他的描写而起诉他]，托尼·许德曼和奥登（两人最初都为《世界之中的世界》中有关他们的描写而非常愤慨），依修伍德，恩斯特·罗伯特·科迪厄斯，以及约翰·莱曼(John Leh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