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照片背后的故事
作者：尼古拉斯．詹金斯
萨瑟兰关于斯彭德在性方面的混乱和矛盾情感所作的根本上是斩头去尾的叙述，往往会让人曲解事实的真相。例如，他对导致斯彭德第一次婚姻于1939年破裂的那段时期的记述——当时他的妻子伊内兹(Inez)离开他投奔了原是诗人的社会学家查尔斯·马奇(Charles Madge)——大男子主义地探究了伊内兹·斯彭德的不贞，而没有提到斯彭德的任何类似的行为，如他在1938年时与在他那首出色的诗《三日》("Three Days")中纪念的那位年轻男子（现在已是个有名的心理学家）之间短暂的风流韵事。
1939年，在伊内兹·斯彭德决定与马奇一起生活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斯彭德就与一个名叫杰克·巴尔科(Jack Barker)的水手有染，此人声名狼藉，曾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做过商人，1930年代末混迹于伦敦的文学界。当1940年巴尔科再次出海前往纽约时，斯彭德将他引见给了奥登。而正是这个杰克·巴尔科，（很难说）是否是存心故意地，成为奥登与他的美国情人切斯特·考尔曼(Chester Kallman)之间的关系于1941年瓦解的直接原因。斯彭德在战争期间与奥登的关系，在斯彭德写了好几篇有关奥登在美国的定居生活及在那里创作的诗歌的缺乏热情且暧昧的文章之后，显然冷淡了下来。难怪第二年奥登写信给斯彭德时，语气中流露出紧张和有点受伤的感觉：“我一直有一个严重的个人危机，就像你在我面前，对此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否有所感知。”在萨瑟兰的这本书里，尽管也渴望将斯彭德与他那些有名的朋友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一手搭一个肩膀），但杰克·巴尔科的名字却没有出现。
斯彭德个人的爱情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其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至1940年代初期当然并没有减少。令人感到奇怪是，斯彭德与年轻的飞行员迈克尔·佩吉特-琼斯(Michael Paget-Jones)和蒂莫西·克塞利斯 (Timothy Corsellis)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本书在此仍然没有交待清楚，同样没有说明的是他与其他一些人的关系，包括美国作家威廉·戈因(William Goyen)和雷诺兹·普莱斯 (Reynolds Price)，鸟类学家布赖恩·奥伯斯特(Bryan Obst)，他的日语翻译德永省三/德永昭三 (Shozo Tokunaga)和他的朋友牧(Osamu Tokanagu)。（致德永的一首诗中有诗句运用了身体语言：“在我们俩的中间，我们的舌/将你变成我，我变成你。”）
除了将客观事实基本交代清楚之外，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更多的有关斯彭德的性爱漫游的详细资料呢？这是因为该问题与文学史的诸多问题直接相关。因此，如果不了解斯彭德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的众人皆知的事情，就几乎看不见能够说明斯彭德对20世纪中期诗歌所产生影响的重要的事例。斯彭德在《世界之中的世界》中提及与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一起，显然是在1950年左右，去圣伊丽莎白医院探访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数年以后，研究文学的学者朗登·哈默(Langdon Hammer)透露，洛威尔送了一首诗给庞德，题目叫《（一个）身处异国的英国人》("(An) En(g)lishman Abroad", 1950)。这是以一个被称为“当代雪莱”的人的口气写成的诗，此人扮演着“角色/是同性恋的，恶狼般吞噬着迷途的羔羊/那些徘徊在协和广场附近的饥饿者”。将斯彭德比作雪莱自1930年代以来就已是老一套的手法了；而且，其他的传记和回忆录也已清楚地表明，斯彭德的双性恋倾向在当时的文学圈是公开的秘密。哈默对洛威尔给庞德的诗中那位“英国人”的身份持高贵的谨慎的态度，但在洛威尔的笔下那只可能是斯彭德（是否是一种夸张的模仿已无关紧要）。
这一认同非常重要。哈默评论道，处于人生中这一关键阶段的洛威尔正努力超越其早期作品的那种时髦的形式主义和矫饰的冷静/非人格性，他“将这首诗送给庞德，认为这个‘英国人’、庞德和‘卡尔’，就是他自己，都是被放逐者、‘陌生人’、为社会所遗弃的流浪者”。这首诗刊登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标题为《一个倒毙的诗人的墓志铭》("Epitaph of a Fallen Poet")。随后，该诗又被洛威尔收入他的开创性作品、20世纪最重要的诗集之一《生命研究》(Life Studies, 1959)，对诗中的细节作了适当的修改，但其隐含的观点没有变，题为《给哈特·克莱恩的话》("Words for Hart Crane")。
在《生命研究》中，《给哈特·克莱恩的话》出现在诗集的第三部分，这部分是一组献给文学先辈和同仁的诗，如本书的编排逻辑所暗示的那样，这些人是洛威尔在本书第四部分“生命研究”中所作的新“自白”的灵感来源和先例。“克莱恩”一诗的最初版本表明，并不是安然死去的克莱恩的作品，而是活着的——且好争论的，对此洛威尔大概是惧怕的——斯彭德的诗歌，才是洛威尔革命性“自白”方式的主要先驱之一。正是这个痛苦的、率直的、不说反语的斯彭德写出了如此令人吃惊的个人的，或者说是前洛威尔式的诗歌，如：关于一个不安地听着父母吵架的儿子的《我的父母在隔壁房间争吵》("My parents quarrel in the neighbour room")；或表达了诗人对他那无能父亲的无名怒火的《野心勃勃的儿子》。
现代文学史的标准图是在冷战期间拟就的，在那个时代，学术精神变得凝固，缘由是民族传统的思想和敌对的、我们和他们的诗人组织的思想（洛威尔曾经称之为“生的”和“煮熟的”，它们表明了那个时代政治上二元论的思想倾向）。正当一些无根的、不确定的但起着主导作用的人物如毕晓普(Bishop)、庞德、奥登，从某种较轻的程度上说还有斯彭德，纷纷显示那些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生活的更为杂乱、流动性更大的事实时，现代英国和美国诗歌史突然变成自我封闭的实体，将国外的影响封锁在外。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民族模式”之后，文学史极其需要重新记述现代诗歌，但愿这能够阻帮助它面对关于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的“美国风格”，或拉金(Larkin)的英国风格，或叶芝(Yeats) 的爱尔兰风格的老一套的阐述，不至于陷入麻痹状态。在作这种新的叙述时，洛威尔在其人生关键时刻发现自己追溯1930年代斯彭德痛苦的个人哀鸣、追溯他应对困窘的天赋的方法，将会成为说明现代写作从根本上跨越国界的动力的一个重要的例子。这当然也会增进斯彭德在诗歌方面的（如今已相当衰落的）声誉。
约翰·萨瑟兰在他这本书中已开始就说斯彭德是个相当不错的教师，并参与了一些有价值的事业。（你也可以加上，还参与了一些没什么价值的事业。）但更加重要的是要说明，他是一个怪异、能干、喜欢冒险、自我推广、富于机智、难免犯错的人，有时，他还是一个无情的人，一头闯进他人生活的瓷器铺的金毛公牛。他自己的生活——像许多人一样——有时很悲惨，有时也很美好。而到他生命的尽头，与五十个诗人中的四十九个不同的是，他留下了几十首具有梦幻般创新活力和永久历史价值的诗歌。
通过塑造了一个做戏似的、官方的（或有权威的）且摆好了姿势并经过修饰的形象，有半数的斯彭德传记，（唉）就如这一部，都无意地否认了这位诗人在历史上虽然微不足道但确实具有的地位。他的崇拜者需要事实——通过一个不是仅仅再现世界的镜头捕捉的事实，就像透过诗人自己的“福伦达牌”相机的镜头看到的那样——以便了解，套用一个文学术语，他属于哪里。如果说罗伯特·洛威尔是借用了斯彭德的诗歌之声使自己渐渐进入创作《生命研究》的状态的话，那么，现在当人们思考究竟需要为斯彭德做些什么的时候，洛威尔在《墓志铭》中的诗句就会在耳畔回响：“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悲伤地，建设性地，洛威尔的诗歌在继续：“我们都是过往的事实，/由此被告知要给/照片中的每一个人物/他活着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