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滥情主义者格雷厄姆．格林
作者：戴维．洛奇
传记第二卷一直记录到格林对《沉静的美国人》的创作，这也许是格林最后一部完整的代表作。正是这部小说，标志着格林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开始动摇。而从《布莱顿硬糖》到《恋情的终结》，格林此前一系列最重要的作品都以他的宗教信仰为思想支撑。在《沉静的美国人》中，政治取代宗教成为反映人物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框架。这部小说赢得了应有的赞誉，那就是不仅成功预言了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还预言了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的美国其他对外干涉的愚蠢的行为注定是要失败的。格林的戏剧《花房》（1957）在伦敦大获成功，在纽约却一败涂地，这说明他的创作力仍主要来源于天主教信仰中的极端悖论，而《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则以喜剧的方式处理深层次上阴暗而严肃的话题。
那段时间也恰是格林个人生活最不平静的一个阶段。他对凯瑟琳·沃尔斯顿的炙热情感在缓慢而痛苦地燃烧殆尽。尽管他们时有会面，但当格林恳求凯瑟琳离开丈夫孩子与自己一起生活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凯瑟琳究竟是如何拒绝他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格林把凯瑟琳的所有来信都烧了；不过他写给凯瑟琳的信得以保存下来，并被谢理在写作中大量引用。与此同时，格林还和另一个叫做阿妮塔·比约克的瑞典女演员相爱，她丈夫刚刚自杀身亡。格林常到斯德哥尔摩与她幽会，显然两人在肉体上强烈吸引着对方，但阿妮塔也不愿与格林同甘共苦，她舍不得事业和孩子。
即便格林为了获得真爱而苦苦挣扎，苦于道德的樊篱，他未能和任何一方建立起情感纽带或得到任何承诺，难道这也正是两份感情吸引格林的神秘之处？（格林在《人的因素》中引用了康拉德碑文上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情感纽带反而会让人在情感中迷失。” ）格林在给凯瑟琳写信时并不讳言自己和阿妮塔约会，也许是故意以此作为对她的小小惩罚。但他从不想结束与任何一方的关系。于是他与阿妮塔小别后再相聚，并在给凯瑟琳的信中写到：“我真的很困惑，困惑到绝望。我没想到自己会那么想念阿妮塔，现在我对她的思念平复了，却又不由主地想你。我是疯了，还是破天荒同时爱上了你们俩？”
有人认为格林是疯了，就连他的妻子薇薇安也这么认为。她曾提到格林迷上了旅行，在某地居留的时日从不超过几星期。看来就是写本《飞行家格林》的书也不为过。某年年底，格林曾算出自己在该年度的飞行总里程超过了四万英里。他经常写信给凯瑟琳，提议两人在全球各处的新奇地点会面。他的朋友迈克尔·迈耶曾讲过这样一个有趣故事：一次格林不惜长途跋涉前往斐济和塔希提，而这仅仅是因为他讨厌过圣诞节，可由于航班和天气的原因，他们三次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结果连过三个圣诞夜。
而格林和薇薇安，尽管已不生活在一起，但婚姻关系依然存在，格林从未寻求离婚、宣告婚姻无效或合法分居。当然，在教会看来格林罪孽深重，但他以自己的方式让良心得到安慰，或者很可能他在五十年代末就私下抛弃了天主教的道德观。然而，格林仍被世界尊奉为伟大的天主教小说家，尽管他再三申明自己只是个单纯意义上的小说家，自己的确是天主教徒，但两重身份并无必然联系。但不管怎样，包括牧师在内的虔诚而困惑的天主教徒们仍视他为精神领袖，经常向他求助，这种纠缠让格林深感尴尬，他觉得此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真是一种讽刺。“我感到那些宗教信徒们在利用我，耗尽我的精力……”他后来抱怨道，“我就像一个不懂医术的人置身于瘟疫肆虐的村庄。”1958年，格林与阿妮塔的关系走到了尽头，于是他愈发狂热地迷恋凯瑟琳，而情感上的挫败感也随之越来越强。同时，他又差点被创作力枯竭的恐惧压倒。根据谢理在书中所述，格林为此险些自杀，其实这并非他平生第一次有这样的想法。还好他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而前往刚果某麻风病区为新小说寻找素材。
《麻风病人》并非格林的满意之作，却特别吸引那些对格林感兴趣的人，因为它一定程度上是格林的自白。书中人奎尔瑞，是著名的天主教建筑师，他的宗教精神和艺术才能一样为人称道，然而事实却是他对二者都不虔诚，且因冷漠无情而在人际关系上极为失败。格林创作这样的人物显然是精心安排的，他希望自己的天主教崇拜者在读这部小说时能够品味出自传的味道，并因此难过不安。毋庸多言，谢理轻而易举地给主人公以外的其他人物都找到了生活原型，因为格林去刚果考察时就多多少少在构思这个故事了，书中融入了很多途中的所见所闻，这从格林当时写的旅行札记《刚果之旅》中不难看出。但谢理试图把书中讨厌的记者帕金森和格林的好友罗纳德·马休斯联系起来，这在我看来有些牵强附会。
马休斯也是个记者，写过一本有关格林的回忆录，该书的法文版书名叫做《我的朋友格雷厄姆·格林》，格林很讨厌这本书，阻止它出英文版。而马休斯和帕金森，虽然都是记者，但相似之处不多。谢理引用了格林描写帕金森的原文，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意识到，是格林对语言创造性的运用让这个人物变得栩栩如生。如格林在描写帕金森的大块头时，写到：“一躺在床上，他脖子上就堆出三道脊，活像排水沟，汗水填满了这些水沟，再沿着他脖子的曲线流到枕头上”；又如帕金森在为自己杜撰的骇人听闻的新闻辩护时巧言令色，言辞极具讽刺意味：“你们真的以为‘还有你，布鲁特?’（注：凯撒遇刺的时候，曾愤怒地抵抗，然而当他发现要刺杀他的人中竟然有马可·布鲁特（传闻是他的私生子），他说了一句：“Et tu，Brute”（还有你，布鲁特？），然后用袍子盖住自己的脸，不再抵抗。）是凯撒的原话吗？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这样说的，其实听者断章取义，事实总是被人遗忘。”
此次刚果之旅，格林还结识了雅克和伊冯娜·克卢蒂这对法国夫妇，《麻风病人》中种植园主赖克的年轻妻子可能就部分取材于伊冯娜。伊冯娜几个月后便带孩子回到了法国南部，留下她的丈夫在非洲工作。多情的格林随即与她有了一段婚外情，令人吃惊的是，雅克被蒙在鼓里长达八年之久。而等雅克发现后，似乎宽恕了他们，只要他们不过分张扬。六十年代中期，格林便在伊冯娜居住的安提布定居，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格林晚年。这十年间凯瑟琳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一次事故后动了手术，但手术做得很糟糕。谢理认为此后她开始酗酒。格林告诉了她伊冯娜的存在，他在1967年写给凯瑟琳的信中说到：“我对她（伊冯娜）的爱真实而平和，就像晚年一样平和。相比之下，我们的爱是如此轰轰烈烈，它时常让我走在幸福和痛苦的边缘，我再难找到这种感觉了。我永远记得，我从未对你厌倦，而只会为你神魂颠倒，为你兴奋、紧张、生气，为你肝肠寸断，我从未对你有一丝一毫的厌倦，只因我迷失在对你的追逐中。”不过，此后他的信越来越少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慢慢枯萎，而且由于凯瑟琳久病缠身，他们见面次数也越来越少。在最后一次患病期间，凯瑟琳拒绝了格林的探望，不愿他看见自己的病容。1978年，凯瑟琳终因白血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人世。格林给凯瑟琳的丈夫亨利·沃尔斯顿写了封满含忏悔的吊唁信，沃尔斯顿的回信大度而宽容：“你不必悔恨。你的确曾给他人带来痛苦，但有谁敢问心无愧地说他一生从未给任何人带来痛苦？你也曾给他人带来欢乐。”凯瑟琳死后，伊冯娜成了格林生活中唯一固定的情人。
1966年，格林在安提布购置了公寓，尽管这是为了离伊冯娜更近（他在巴黎已有公寓），但他此时决定定居巴黎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他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危机。他委托一个叫做托马斯·罗·CBE的经纪人打理他的大笔钱财（不算戏剧和电影的收入，自从1948年《事情的真相》成为全球畅销书后，格林仅版税一项就收入可观），此人交游甚广、深受尊敬，他答应通过境外避税和减免税投资计划帮助格林逃过英国高额的个人所得税。然而，他竟是骗子，还有黑手党同伙。他投资的一家公司于1964年轰然破产。1965年他在瑞士被捕，罪名是骗取信任、诈骗和散播假钞。1968年他被起诉并判处入狱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