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滥情主义者格雷厄姆．格林
作者：戴维．洛奇
译：万芊芊
文：[英] 戴维·洛奇(David Lodge)
2004年是格雷厄姆·格林的百年诞辰。备受关注的《格雷厄姆·格林传（第三卷）》也大功告成了。仅仅因为能坚持下来完成这个传记三部曲，作者诺曼·谢利（Norman Sherry）就足以接受我们的致敬了。他这段写作经历的传奇程度丝毫不逊于格林笔下任何一部间谍小说，或格林迷一样的人生。当他完成这套两千页的传记时，他已经六十九岁。他把自己生命的黄金时期献给了格林。著名小说家戴维·洛奇在1985年访问格林以后说，格林似乎从诺曼·谢利为他而吃尽苦头中获得了许多恶作剧的快感……
为了写作《格雷厄姆·格林传记》，诺曼·谢理倾注了整整二十八年的心血，这种不遗余力在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传主格林曾预言自己可能活不到该书第二卷出版的那一天，他的预言不幸言中。格林于1991年辞世，而传记第二卷的出版已是在三年后的1994年了。格林甚至预言谢理在有生之年也未必能看到第三卷和末卷的问世，言辞间流露出他对传记内容一再扩充的反感，以及后悔当初不该授权谢理来写自己的传记，因为谢理对他身世的披露常让他感到万分尴尬。至于谢理，在写作过程中几次险些应验了格林的预言，因为格林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系列不同的国家，谢理发誓要走遍这些国家，于是他遍访二十余国，历尽艰难险恶，一次大病还险些让他命归黄泉。谢理在全书的倒数第二页坦言：“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觉得自己坚持不到最后。”他还故意不把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写完，此举颇带迷信色彩。
这部巨著的成书过程警示人们，当传记作者全身心投入到传记写作中时，他就必须亲历传主的生活，即使冒险也在所不惜，这样才能通过某种方式最终达到现实生活和艺术作品间的完美平衡。“小说家需要坦陈自己的经历，甚至包括痛苦的经历，否则读者很难相信小说的内容，”谢理在全书最后一卷断言。“格林需要审视自己的过去，而我们则要打开他尘封的故事。”
当然，上述观点并非无可争议。例如，这里“坦陈”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假定小说创作其实是再现作者痛苦的个人经历的话（格林本人就曾说："写作，其实是在疗伤"），难道在再现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偏离作者个人经历的经验主义事实的情况吗？难道作者不对自己的经历进行改写，甚至颠倒事实，重写个人经历或将其与纯属虚构的内容相结合吗？如果这种偏离的确存在，那么机械地将小说中的人和事与作者个人经历中的人和事对号入座会不会出现偏差？即使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小说是变得更可信了，还是恰恰相反呢？
这些问题在文学理论中并不新鲜，新批评主义很早就提出了“意图谬误”（注：美国新批评主义的核心概念，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属于大众，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创造，作家创作时的个人经验和意图纯属历史问题，而绝不具有决定作品性质的力量。）的概念。当然，文学传记的吸引力是不容否认，也是难以压制的，但从美学角度来说又是不纯粹的。文学作品的神韵引人入胜，我们因而对作家的灵感来源感兴趣，同时也对作家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另类行为津津乐道，这是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格林的生平正好能够满足人们的上述好奇，诺曼·谢理正是陷入了这种好奇而不能自拔，并为此心力交瘁。
传记第一卷，也是诸卷中最成功的一卷，讲述的是格林1904至1939年间的生平，在此卷中，谢理使读者相信，格林日后之所以对叛逆这一主题情有独钟，皆是由于他不幸的童年。同时该卷还生动而清晰地展示了格林刚步入作家生涯时的曲折经历，以及他非比寻常的求爱、婚姻以及婚外情。对该卷的好评可谓实至名归。相形之下，第二卷就稍显逊色了。这卷写的是格林1939年到1955年间的经历，但其按主题展开的组织结构使叙述的线索显得模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卷交待了格林与英国工党政客亨利·沃尔斯顿的妻子凯瑟琳·沃尔斯顿之间的情感纠葛，正是这段比小说还要离奇的情感激发了格林的创作热情，专门为凯瑟琳创作了《恋情的终结》。
第三卷冗长而牵强。谢理力图为格林小说中的每个重要人物找到生活原型，以便明确究竟哪些人物特征来自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哪些又源于作者的想象和创作，这种倾向在第三卷中表现得愈发明显。该卷虽则内容冗长、事实堆砌，却又信息缺失，往往令人费解。例如，如果该卷中提到《日内瓦的费希尔医生》这部作品，尽管不是格林晚年的代表作，但有的读者可能还是想要了解它的成书背景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如果你记不得何处提到这部作品而试图通过索引来查，居然发现索引中找不到，因为索引本身就不够翔实。另外，除了那些被全文引用的格林的书信，该卷的其他内容很难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格林晚年的生活状态，在这点上，这部传记甚至不及伊冯娜·克卢蒂及雪莉·哈泽德所著的两部简短回忆录。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格林对他指定的传记作者心存芥蒂，致使谢理无法向读者披露格林的那些鲜为人知的轶事，不像伊冯娜·克卢蒂能够获得独家材料，得以向读者展示格林创作《名誉领事》时的状态：
一天早上，他站在门口，神情焦灼，突然，他说到：“从现在起，我就要每天和一个叫查理·福特纳姆的人物打交道，整整三年，想起来真可怕啊。”他没再说什么，就忙他的去了。
谢理在写作过程中沉溺于自己古怪的写作方式。他常常把文字割裂成若干小节，每节通常只有一到两个自然段，以星号标识，这种写作手法影响了叙述的连贯性，也给了他过度自由的空间来追加题外话和不必要的评论。此外，谢理还经常随意使用暗喻，例如，“格林发给媒体的每一封信都像一根避雷针，让其他想写信回应媒体的人剑不能出鞘”。至于明喻的使用也让人费解，例如，“如果辜负了这夫妇二人，格林肯定羞愧难当，就像裸体主义者穿着衣服而被逮个正着”。有时，谢理会像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描写的金伯特一样，在文中出人意料地直接反问读者：“你们不觉得小说创作对格林来说经常是病态的体验吗？”而在书的尾声部分，作者又对死亡的恐怖大加探讨，这似乎更多反映了作者本人而非传主的心态。所有这些，也许是由于编辑不够尽职，也许是因为谢理忽略了他们的建议，终成为本书一大缺憾。然而谢理写书显然很投入，他为此所作的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也让人肃然起敬。
格林是个长寿的作家，不过，尽管他的长寿某种程度上延长了创作生命，他仍难逃创作高峰过去后创作力日渐衰退的命运。格林一生从未放弃写作，他对伊冯娜·克卢蒂说：“职业生涯的结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打击，而对作家则意味着死亡。”所以，即使是在创作步履维艰的时候，他仍笔耕不辍；另一方面，即便作品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也很难让他自己满意。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要比他人给予的批评都严厉。例如，他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这部作品的手稿寄给凯瑟琳时，在附信中说：“我觉得它让人生厌。”而在邮寄《麻风病人》的手稿时，他又说：“我讨厌这书，没一丁点儿是我喜欢的。这次我没感到片刻的创作快感，写出来的东西也零乱不堪。”众所周知，格林有个写作习惯，就是规定自己每天要完成一定的字数，一开始是五百字，后来减为三百字，尽管这看起来像例行公事，却使他在创作最困难时也能坚持不懈。这种逐字逐句的积累让他感到放心，他甚至对字数的重视到了着魔的程度。他在写完《麻风病人》时给凯瑟林发了如下的电报：“完谢天谢地预计短32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