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滥情主义者格雷厄姆．格林
作者：戴维．洛奇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格林的财产又恢复了原有的规模。据伊冯娜·克卢蒂回忆，格林晚年曾让私人律师粗略估算了他的财产总额，结果连他自己都对拥有这么多的财产感到惊讶。格林还特意组建过一个公司，很长一段时间，该公司定期支付给他定额收入。格林对他人非常慷慨，遇事常送大礼，自己却从不挥金如土。他去世时的财产总额似乎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他在瑞士去世的缘故，那里对私人财务状况向来保密。关于格林的个人财产数额，谢理曾在书中的一条脚注中引用《多伦多星报》的相关报道，该报道说数目大概仅为二十万英镑左右，谢理显然不以为然，他评论道：“我怀疑这不是事实真相的全部，我知道格林通过他的公司把大量财产分给了家人和朋友。”
在我看来，托马斯·罗与格林的关系这段小插曲，是谢理在第三卷中对格林隐私最有趣的披露，因为格林欠税外逃对他而后的文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格林回英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1967年他在给凯瑟琳的信中说，他将在爱丁堡接受一个名誉学位，“要是税务人员允许的话”），渐渐的，他与祖国失去了联系，这看来似乎很有趣。遗憾的是，格林在《恋情的终结》以及先前小说中对英国社会文化的那种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在他其后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到了。当他将英国作为小说《人性的因素》（1978）的创作背景时，他的描述不像以前那样能引起读者共鸣了，他的社会视野也变得狭窄了。他也没写太多关于他旅居国法国的文字。取而代之的是，格林继续了在《沉静的美国人》、《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和《麻风病人》中确立的手法：他去异国他乡尤其是热点地区寻找素材，例如海地、西奈半岛、北爱尔兰、俄国、阿根廷、巴拉圭、巴拿马和尼加拉瓜。他因能准确预测政治危机的发生地而著称，他也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他在1968年于巴拉圭写给伊冯娜的信中兴高采烈地提到：“前几天时代杂志报道了一起针对总统的阴谋及三个陆军上校被捕的消息——看来我好像又猜对了。”当然，有些旅行并不能给格林提供小说创作的素材，但他一定会有关于这些旅行的作品问世，如一本非小说类书籍、一些游记或是写给媒体的信件。
在格林的后半生，他常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声誉介入国际政治。有时这为他增光不少，如他在1967年为支持前苏联两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西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注：前苏联青年诗人，1964年因用笔名在西方出版作品而入狱。），而公开要求将他在该国被扣的版税赠与二人的妻子，他申明只要二人还在狱中受苦他就无意再度访问前苏联；但他又说这不应被视为对前苏联的谴责，还说自己宁可生活在前苏联也不愿生活在美国。不过评论家们立即指出，果真如此的话，格林会像新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一样，难逃牢狱之灾。
格林的政治立场总是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相互抵触。1969年，格林获得了莎士比亚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作家应随时做好改变立场的准备。他为弱者说话，而弱势群体是在变化的。”这句话常被人引用，格林自认为钻了语言的空子而能迎合各方，其实不然。在西亚夫斯基—丹尼尔事件的同时，格林为金·菲尔比的自传作序，此人曾与格林共同效力于英国特工，后叛国，格林言辞间满是钦佩赞赏之情，因此触怒了英国政府。他这样写到：“他背叛了国家——是的，也许他背叛了，可我们当中有谁敢说自己没有背叛过比国家更重要的人或事呢？”这纯属诡辩，因为这里的国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指一群人，其中包括因菲尔比而丧命的英国特工。谢理回忆到，当他力劝格林谴责菲尔比的罪行时，没想到格林极为生气，他面红耳赤，断然拒绝了谢理的要求。
格林信守了自己的诺言，直到1987年，为了参加一次维和会议，他才再次来到前苏联，其时正值戈尔巴乔夫当政。格林钦佩并倾向于支持戈尔巴乔夫。在那次会上，他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听似在颂扬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的结盟，其实也未必如此：
“面对萨尔瓦多的敢死队，面对尼加拉瓜的反对派，面对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注：1973年在美国秘密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兰德政府，对智利实行独裁统治长达十八个月之久。），我们并肩战斗。在我们的思想中，罗马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并没有鸿沟。”
格林的这段措辞明显忽视了天主教会内部的分化：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宗教改革，保守的牧师和信徒则支持右翼高压统治。格林倾向于支持任何拉美政治运动，只要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左翼反美的。为此，他不加甄别地与一些政治家联手，即便这些人所主张的统治策略和他们所反对的一样残暴。谢理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调研，他甚至回顾了古巴、海地、巴拿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许多相关的政治历史。其实读者也许并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但他的确提供了足够翔实的信息，以便让读者能够正确评价格林在小说和报道中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处理。
谢理认为：“格林越近晚年，似乎越爱冒险，下定决心支持那些舍生忘死的人”，这在《喜剧演员》和《名誉领事》（可能是格林晚年最好的小说）等作品中似乎看得出来。格林在这些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流露出对游击队员和革命者的同情。但是读者必须看到格林的另一面，即他在旅行期间一直定期向英国特工机构提供情报。这方面的情况，谢理在第二卷中有所披露，但此后就没有追加更多的信息。倒是伊冯娜·克卢蒂在和玛丽·弗朗索瓦兹·阿兰交谈时坦率地说：“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他最终在为英国特工机构工作。”
格林对革命斗争的支持常常引起争议，上述背景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他的这一立场，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被谢理忽略的问题，即格林对英国政治的态度。在第二卷中，谢理在一条脚注中披露，1945年英国大选时，格林写信给母亲提到各党派逐鹿于自己所在的选区时说：“我投保守党的票，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社会主义工党让人如此厌恶！要是有自由党我就投他们一票。”考虑到当时英国稍有进步思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投工党一票时，格林的这一立场无疑有些奇特。而在第三卷中我们了解到，尽管凯瑟琳的丈夫是工党内阁的候选人，格林还是向她坦言，1959年工党候选人盖茨克尔在大选中失利时，他在飞往加拿大的航班上畅饮威士忌，以示庆祝。而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当选却让格林感到高兴。根据伊冯娜·克卢蒂的回忆，她对格林当时的反应表示惊奇时，格林解释道：“我高兴主要是因为现在终于轮到女性执政了，其实究竟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对日常生活甚至政治都无太大影响。”
格林对英国政治的这种随意态度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大相径庭。我仍然坚持自己在评论第二卷时所持的观点，即，格林对政治的干预，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在意识形态上都没有连贯性可言，说到底是个人的、情绪化的甚至投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