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滥情主义者格雷厄姆．格林
作者：戴维．洛奇
《麻风病人》其实已宣告了格林天主教信仰的终结，只是没明确表达罢了。渐渐的，格林在接受各类访问时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信仰上的这一蜕变。最著名的一次是1989年接受天主教杂志《书写板》记者约翰·康韦尔的采访，在那次访谈中他称自己为“天主教不可知论者”，而在另一次采访中，他更是将自己矛盾地描绘成“天主教无神论者”。他将“信仰”和“信念”加以严格的区分，认为自己丧失了信仰，却仍怀有信念。但就像我在别处写到的一样，后者在我看来似乎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希望基督教的全套体系是真实的。
谢理个人也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他暗示格林晚年又逐渐皈依于教会：
格林为自己过去的滥情感到担忧，他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免受地狱的惩罚。
这一大胆论断的最主要证据就是格林与西班牙神父利奥波德·杜兰的微妙关系。此人激发了格林创作荒诞故事《堂吉诃德阁下》的灵感，杜兰也在自己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称格林为“朋友兼兄弟”。有许多年，格林都要在夏天和杜兰一起度过一两个星期，他们游走于西班牙乡间，最后一站常是欧塞拉寺。途中的礼拜日，或是在安提布的公寓中，杜兰会为自己和格林做弥撒。格林接受康韦尔采访时隐约说过：“为了让杜兰神父高兴，我现在也做忏悔。”
杜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格林临终时召他到床前，主持最后的宗教仪式，他坚定地说格林去世时完全是个圣洁教徒。而伊冯娜·克卢蒂则给出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事实上，是我建议叫他的朋友西班牙神父利奥波德来的。他随便抬了抬手，说：“噢，随你吧……”，这表明他对此漠不关心。
谢理本人则是直到格林去世后才到场的，所以书中有关格林临终和弥留之际的细节是残缺不全的。如他生命中的许多其它事件一样，这位神秘的作家把自己临终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现代文学界为名利所驱使，作者动辄前往各地为新书做宣传，参加文学纪念活动或角逐各类奖项，而格林的文学生涯中完全没有这种风气。晚年，格林除接受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外，与公众宣传毫无瓜葛。但他的确还是卷入了一起新文学文化的标志事件。1989年，吉尼斯皮特航空公司设奖评选一部最佳作品，规定爱尔兰作家或在爱尔兰定居的外国作家均可参评，奖金为五万英镑。一组知名人士组成的评审团经过数月辛苦筛选选出了几部入围作品，此后组委会邀请格林来确定花落谁家。但格林却企图凌驾于评审团之上，强行把奖颁给没入围的一部作品——由文森特·麦克唐奈创作的《破戒》。而他与这部作品的渊源就是，在麦克唐奈的妻子将这部书的手稿寄给他之后，他促成了这部书的出版。格林的所作所为让人愤慨不已，评奖也一度陷入尴尬境地，最终组委会颁给麦克唐奈一个特别奖，奖金为两万英镑（其实是格林自掏的腰包），摘得大奖的是约翰·班维尔的《证据》，危机这才得以解决。但争议和反诘却持续了一段时间。
上述经历是格林生命中悲剧性的一页，对他造成了极大伤害，甚至加快了他的死亡（就像白血病之于凯瑟琳一样）。格林对谢理说：“是都柏林扼杀了我。”谢理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格林将麦克唐奈看作自己文学事业的继承人，在麦克唐奈事件中，他宣泄了自己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屡屡失利的郁郁之情。格林连年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部分是因为学会中一位叫做亚瑟·伦德奎斯特的会员对他的敌意难以消除，也因为其他会员认为他更多是个娱乐作家而非严肃作家。这一对格林的评价严重失当。确实，在格林的整个文学生涯中，他始终采用了在童年和青年时期阅读中吸收的历险故事的结构，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吸引大量读者的部分原因。但他推动情节发展的叙述技巧，加上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而富于变化的视角，推翻了流行小说的创作思维定式，使其发生质的蜕变。他也是英语散文的大家（也许斯堪的纳维亚读者就无法完全领略其散文之美了）。遗憾的是，他的传记作者却称不上是散文大家。但不管怎样，谢理还是一位重要的现代作家，本卷也是该传记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对格林传奇一生最后一幕的动人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