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父亲的蝴蝶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纵观文学史，没有一个具有纳博科夫声誉的作家对自然界曾经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探索热情，在科学研究领域做出过如此卓越的贡献。纳博科夫孩童时期萌生的对自然的热情到后来演变成了终生不渝的热爱和忠诚，这一非同寻常的历程本身便有着巨大的魅力。在小说《洛莉塔》使他一举成名后，纳博科夫也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鳞翅昆虫学家。
《父亲的蝴蝶》是纳博科夫迄今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它可视为纳博科夫对文学创作和鳞翅目昆虫两种热情再自然不过的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蝴蝶》并不是一篇独立的作品，而是纳博科夫为193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礼物》（它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俄语小说）增写的开场白。
在我少年时期，那些蝴蝶迷（在审慎的法国，诚实的人们习惯称其为“Lecurieux”（注：法语：好奇者。）；在灌木丛生的英格兰，诗人们呼之曰“the aurelian”（注：蝶蛾研究家）；在俄罗斯的上层社会里，他们俏皮地封之为“the fly doctor”（注：蝶博士。））希望从书中获取关于欧洲（包罗俄罗斯）动物学的总体概念，只得被迫从六种不同语言的昆虫学学术杂志和一些难以见到的多卷本著作，比如从蝶科书籍和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大公的那些著作中搜集一些零星材料。达菲尼Delphini实用图集中“参考资料”的空缺或严重不足、查检各种月刊每年一本的名称索引时恼人的细读、标记这些期刊和书籍时令人头痛的数字等等(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仅期刊就至少有一百多种，有一千多卷)——为了猎获所需的资料，这一切都得去克服；当然，若是那资料确实存在也就罢了。然而，在我即使算是最顺利的时候，事情也不简单：俄罗斯栖息于迷雾之中，特别是她的北方；当地为数不多的有关条目又随意地分散在各种期刊中，而就其命名法而言，又错得惨不忍睹，当我终于探查出它们时，只会使我气得发疯。我父亲是当时最杰出的昆虫学家，而且十分富有，但对普通的业余爱好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不可能在全俄范围内派遣“岗哨”，并且被剥夺了——或说不知该怎样——利用专门的收藏和图书馆的机会（而即使一个偶然的恩赐，比如匆匆忙忙翻查一个鳞翅目昆虫学会或某家博物馆地下室里的藏品，也并不能令真正的痴迷者满意，因为他需要它们触手可及，随时可用）。他除了期待奇迹外别无选择。那奇迹终于在1912年发生了，那一年，我父亲出版了四卷本著作《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
尽管在邻近图书室的大厅那些暗红色的橱柜里，存放着父亲极其丰富的蝴蝶标本，其中的每一标本都精确标着名称、捕捉日期和地点，可我本人仍属于curieux一类；为了使自己准确了解某种蝴蝶，并想象出那模样，我需要三件东西：有关它的富于艺术趣味的描绘、所有相关著述的概要和它处在一般分类系统中的位置。没有这些描绘和艺术性，没有一个深入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对我来说，这只蝴蝶是不完整的。只有一件事可以彻底代替这三项东西，那就是，倘若我曾亲自捉到过它，倘若那个特定标本的翅膀样式与一个熟悉的产地（包括它的气息、色泽和声音）的特有细节相吻合。在那里，我享受过癫狂般的、充满激情的捕捉乐趣。我一边龇牙咧嘴地攀越岩石，一边喘着粗气，口中还忘乎所以地呼喊着无甚意义的话。我顾不上什么荆棘丛或悬崖绝壁，顾不上脚下的蝰蛇，也顾不上远处的一位牧羊人，正困惑不解地怒视着我这个拿着绿网兜的疯汉，在接近一只未见记载过的蝴蝶时发出了阵阵抽搐。换句话说，如果那些无数的珍品是由他人收集的，在杂志上也没有解释过，或被无望地埋没其间，那么要想在我与它们间达成有创造力的一致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可以透过格外柔滑的幻灯箱的上下片玻璃来观察父亲的藏品（我一干就是几小时，一边凝神注视着一排排数不尽的灌木丛——那小小的金苹果园带有盐酸造成的深浅不一的黑色斑点和格子花纹的流苏，一边把箱子颠倒过来以便仔细观察含义玄奥的珍珠似的斑纹——在那些色泽似欧洲花楸树或硫磺灰的后翅上，有的状如小桶，有的如沙漏，有的似秋千），另外还有标签上文字的帮助，我可以对某地蝴蝶形体的多变性作细致具体的研究，但也只有当我找到在刚刚出版的《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中被采集、研究过，特别是那些附上图例的蝶种时，一幅栩栩如生的迷人画像才会向我展示某个特制的鳞翅目昆虫的奥秘。此后，它才为我所有。
我知道，当初在父亲指导下工作的微型画画家需要付出怎样的劳动、怎样的审慎细致和怎样的勤奋（父亲也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比如，第一卷的图34中的the Triphysa zemphyra Godun和the phryne Pall就出自他的手），而我所看到的不过是窥其堂奥的入门而已。我知道，首先要制作一张透明正片，然后用极为精致的细刷给它怜爱有加地上色，接着，把蝴蝶放大投映于艺术家面前，像一幅日出景象，而那位艺术家则用放大镜下那粗壮的粉红色手指为正片上的图案着色，那图案是以实际尺寸拍下来的，但由放大镜放大到与投映的模特相同的尺寸。那些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住了，（我一贯就可笑地缺乏技术天赋）……我可能已经遗漏了其中的根本要素，它能把棱镜般放射的五彩光芒、透镜和各种颜色组合成一幅有意义的图象……尽管这样，三种因素的结合——放大镜下的追踪，经过在光谱表上多次实验而发现的特殊着色方法，以及艺术家个人的魔幻智慧火花（不同时期，父亲曾请来一些大师为他工作，如马斯塔科夫，弗伦克尔，因诺肯季•佩德诺夫，鲁卡维什尼可夫等）——终于完成了令人销魂的美景。许多年过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审视那些宏伟的，天鹅绒似的插图，我不仅能以更成熟的洞察力来品味其完美，那柔滑如丝、质似花粉、生动如薄霭般纤巧的色彩是从许布纳到库洛特均无人企及的（做这番形容并不含有制造冲突的意味，即使是与那些已经欣赏过新生天蛾的粉红，或奥罗拉女神的云霞，或第二章开头的彩虹的人），而且，我还可以在我的脑海中重温那些场景（它们在我的脑中迫不及待地吵得嗡嗡作响）。那是一个冬天天色晦暗的早晨，灯光映照在绘有中国鸟儿的漆得锃亮的屏风上，我正因孩提时代的一场病而卧床休养（在病痛的沙漠中，我跟着父亲的商队紧追不舍），这时，妈妈耍了个她特有的玩笑——好像是说，噢，我拿的东西不很有趣——其实当她诡谲地对我的呜呜哀求和狂乱地伸得老远的双臂作答时，她就已经提前体验了所有的颤栗、分享了如同我那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直率表情一样的欢乐，而如果她再耽搁一秒钟，我就会从床上一跃而起了：她给我送来的是刚刚印好的、盒装的、结实的《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飞蛾》一书的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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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羸弱的身体渐趋康复的日子里，我尽情陶醉在书中，尽管烤面包屑在屁股下面折磨我、膀胱老是觉得发涨、一双肩膀仍沉软无力、颈项如棉絮般绵软麻木……我喜欢父亲方法中的扎实，因为我喜爱坚实的玩具。在每一属之后，都有一个补充条目，列出了那些因条件限制没能进行考察的古北区的种类，而且全都详细指明了在书本中的方位出处。每一种俄罗斯蝴蝶都用小字印刷，占一到五页的篇幅，依照其模糊度或变异性进行分配，即是说，越神秘、越多变，就越受关注。一些地方还配有小幅地图帮助理解对该种或亚种的分布情况所作的具体描述，正如文中插入的一幅椭圆插图会对某一特定蝴蝶生活习性的精心解释增加一些东西一样。某个向西远游至安达卢西亚的蝶种也会与它在中亚山区的行动受到同等关注。对过去错纰的纠正因采用论辩式攻击手法而显得活龙活现。今天我一边读，眼前仍不时会浮现作者那嘲弄的神情。“当我偶然读到这一属（Syrichtus（注：拉丁文：点弄蝶。），是灰斑弄蝶的旧名）时，我发现经过分类者们半个世纪的相互争斗，它已处于一种可怕的情形。”有时，我会碰见他对那位德国混混儿的“发现”的友好摧毁。那位德国人采取放任自流的命名方式（全都是神话式的，甚至瓦卜吉司式的），一路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往往是想象出来的地区性蝶类；而且，即便其命名术原本就不怎样，他还引用一些同一亚种的出自不同地点的二手资料，以至造成前后的自相矛盾——当然，他对昆虫学的热情和他采集的那些杰出的蝴蝶标本仍容许这一切得到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