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让我穿上你的衣
作者：小 白
《雅歌·4－9》（Vulgate Latin version）中说：“我妹子，我新妇，你伤了我的心。你用一只眼，用你颈项一缕毛发伤了我的心。”手稿中这段有两幅插图，分为左右对页，左图上半部清晰表露某种身份的“置换”：耶稣先是拥抱他的“新娘”，然后引她进入花园，在两幅场景中，耶稣和修女互换了位置，左页下半部分那个手持铁矛的修女，矛尖刺向右页裸身捆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肋下被刺穿的伤口异常醒目。在这里，情欲（即便是对耶稣）同左图上部一样呈现倒置的模式，男性的耶稣变成矛刺的承受者。
从上古以降，两性性别特征便被交媾模式所规定，男性－主动，女性－被动，这种由“体位”关系引申而来的性别定义到罗马发展到极至，在罗马人那里，男子同性恋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在男子同性交媾中完全“被动”的一方，罗马人甚至退而求其次地认为，“把”对方“插入”自己的身体的，倒也同样算是男人。基督教会要求对情欲实行自我克制，犹如将“男性－主动性”直接“阉割”。女性化的男子原本是一种向低级性别的堕落，但在基督教义的规制下，这种堕落在适度的范围内，却变成情欲的最恰当“体位”。由此，一种新的美学趣味诞生了：男性之美在于其包含在自身内的“女性”。
在《雅歌》插图中，男性耶稣的身体富于女性化特征，他的裸体一面放肆地暴露，一面又含蓄地遮掩，浑圆丰满的大腿既伸展又缠绕， 就算穿上衣服时，他也比身边的修女更鲜艳（他的衣服正好跟修女衣袍衬里同色）。耶稣的女性化形象在遥远的中古第一次为现代“易装”倾向开辟了美学上的可能性。
七
在中世纪骑士文学中，这种对“主动性”的自我阉割更表现为一种隐秘的策略：如果说爱是主动的一方，那么自居“被动”当然是最好的求爱方式。中世纪的武士们实际上并未放弃社会生活和卧室生活的优势体位，但他们在游吟诗歌里偷偷塞入一种可怜的形象：那混杂着自亵和自恋的臣服在贵妇脚下的情人。这种情欲的被动语法首先要求弱化身上的“男性”气质，继而添染几分“女性”色调——古代的性别堕落观念更暗中在此发挥出一种自我放纵式的悲剧性的浪漫气氛。但那形象本身只是在文学中生产，在游吟诗和骑士故事中消费的，主要的读者正是那些实际上是欲望的被动的对象的妇女。
在实际生活中，与这种虚构的理想形象相匹配，则是贵族的服装日益“女性化”。十二世纪起，欧洲贵族的物质生活日渐豪奢，为明确与下层阶级等级区分，贵族服装竭尽华丽之能事（注：自1150年查理大帝颁发禁止农民穿着高级服装的法令起，各国君王相继颁发各种服装等级规定。），贵族们用各种绫罗绸缎和宝石制作服装，刚开始他们仅仅追求豪华威严的气派。与此同时，骑士文学小心翼翼地尝试穿着女装，在传奇故事中，一些俊俏的骑士误遭歹人袭击，被脱光了衣服，好心的情人就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游吟诗人很快发觉听众喜欢这样的桥段：他们对让情人的贴身内衣同样贴抚自己的身体产生新奇的幻想，很快，这种物恋情节变成中世纪骑士故事的固定模式，涉及范围包括首饰、腰带、头巾、袖子和内衣。中古德国诗人沃尔夫拉姆·冯·艾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的圣杯骑士故事《帕西法尔》（parzival）中，帕西法尔的父亲加穆雷特（Gahmuret）在比武大会上获胜，奖品是女王赫尔策洛伊德（Herzeloyde），虽然加穆雷特告诉她，他不仅有个妻子，而且对法兰西王后有誓约，但赫尔策洛伊德女王执意要嫁给他，并且把她的内衣送给他，所以，当加穆雷特在婚礼上比武时，他的甲胄上套了一件“女王贴身穿的精巧的白色丝衬衣”。他的这种穿法消耗极大，据说后来他一共穿烂了女王十八件内衣，不过女王为了表达她的情意，把他穿烂的内衣再穿回来。
乌利希·冯·列支敦士登（ulrich von liechtenstein）是中世纪的日尔曼骑士，他用德语写作了自传体叙事诗《Frauendienst》（意指对一位女性的侍奉）。诗集既表现出他比一般中世纪粗鲁武士有更好的诗学素养，也显示了作为一名男子，作者同样具有男性那种以体力武功自吹的“童子军”作风，由于诗体本身的一些特点——重复、修辞性地运用数字，这种浮夸的风格更被强化。在诗中，为了获取一位贵妇的青睐，他发誓要投身一场马拉松式的长矛格斗挑战赛，诗中说他本人从威尼斯一路打到维也纳，折断了三百零七根长矛。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出于某种神秘的信念，把他艰难的挑战视为维纳斯赋予的使命，所以他在头盔上饰以这位女神的雕像，同时在甲胄下穿着全套女装，为此他让人缝制了“十二条裙子”和“三十只袖子”。
八
事实上，女装的裁剪式样，以及打褶、镶边、衬里等各种附加装饰正在向男装蔓延。诺曼第修士维塔里（Ordericus Vitalis）对年轻贵族拖地的长后襟和垂过指尖的长衣袖很反感，他认为男子的“女性化打扮”正是社会风气败坏的明证，他骂那些前面刮光胡子，后面却拖着长发的青年，说他们就像是妓女。
言辞激烈的道德家们，以及想象力丰富的下层阶级再次把奇装异服与男子同性恋联系在一起，道德上的腐化不正是从点滴细节的堕落开始的吗？中世纪的同性性行为多数发生在城市和教区中心，在闭塞于乡村的农民眼中，遥远而奢华的城市生活和艳丽的女人气的服装，一定是令那些妖孽日渐堕落的肇始之因。
但贵族们依旧穿着他们的袖口和领口镶着丝质花边的华丽服饰，那是对道德这位贞女的调戏姿势，在十八世纪小说《危险的关系》中，瓦尔蒙子爵（用这种姿势勾引了贞洁的杜维尔夫人。直到二十世纪，好莱坞的明星仍然在他们的套装衣领下露出一角丝巾，加利·库柏（Gary Cooper）用这个姿势说服全世界的女观众接受他的爱情。
十九世纪后，浪漫派更以大批忧郁形象为其做美学的价值担保。当司汤达（歌德说他有女性化的浪漫主义）笔下的于连饱含泪水站在读者面前时（德瑞娜夫人以为他是女扮男装的姑娘）；当他深夜偷偷潜入房间跪倒在德瑞娜夫人脚下，抱住她的膝盖哭泣时，充满诱惑的反叛性格为“女性化”形象超越道德的尴尬处境提供最后一块跳板。
科克托（Jean Cocteau）让男扮女装的芭贝特（Barbette）在他的电影里扮演一个角色，并且写了一篇文章赞美他的演技，曼雷给芭贝特拍的照片附在边上。杜尚（Duchamp）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女人，更专门为这个形象起了Rrose Selavy的名字，让曼雷为“Rrose Selavy”拍了一组照片，达达派的这一公开挑衅影响深远，在艺术的名义下，性别实验获得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
现在，苏珊·桑塔格终于可以在“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第九条中这样说：“性吸引力的最精致形式（或者说性快感的最精致形式），存在于与其性别本质相反之处。阳刚男性身上最美的部分是他的某些女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