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大烟
作者：艾米丽·哈恩
“你在抽鸦片！”我大声叫道。每个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已经忘了我在那儿。
海文说：“是啊，我是在抽鸦片。难道你以前没看到过抽鸦片吗？”
“没有。我感兴趣极了。”
“你要不要试试？”
“嗯，好呀。”
没人反对，也没人表现出震惊或什么的。事实上，除了华清谁都没留意。在海文的要求下，他抽了一杆子，演示了怎么做，然后靠着枕头休息了几分钟。“要是马上起身的话，你会头晕眼花的。”海文解释道。我仔细地观察了他的技巧。轮到我躺在榻上的时候，我已经对怎么抽相当了解了。烟吸进去，越深越好，然后让烟留在那儿，越久越好，再呼出来。想到我从来没能吸入纸烟的烟，我担心鸦片瘾君子的世界会对我关闭了。白日梦和睡梦一样，人们不会考虑到真实的自我和血肉之躯的弱点。浪漫的人总是会碰到这样的困境，但那天晚上，我却幸免于这个尴尬。吸进去的时候，我几乎觉得恶心，但喉咙并没有合上，过了一会儿，我就不觉得难受了。我没法儿像其他人那样，把那个小火山一大口抽完，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我做得还不赖——一点都不赖。我陶醉于没有咳嗽的胜利中，忘了留意最初的效果，甚至准备起身，不过海文告诉了我别起来。“躺着别动，我们聊天吧。”他建议道。我们都说着话——关于书，还是关于书，还有中国政治。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但这一点也没让我觉得没劲。我极有兴趣地聆听着别人用英语说的一切；当他们叉开去用中文聊的时候，我也不在意。留下我自己想事儿。我什么都不会在意。我靠着枕垫躺着，一边看着海文为自己卷一杆，世界显得精彩有趣又温馨仁爱。他们把小火山锥和管子叫做“一杆”，我猜想是因为要比“一杆鸦片”来得简单。再说，“一杆鸦片”也不精确。只有一次，华清问我感觉怎样，我才意识到整个情形的完整含义。 天哪，我在抽鸦片！难以置信，尤其是我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
我告诉他：“我啥都没感觉到。我的意思是，和你们在一起，我当然很开心，但我没觉得有什么两样。也许鸦片对我没效果？”
海文捻了捻小胡子，微微笑了笑。他说：“看看表。”我惊讶得叫出声来。已是凌晨三点了。
“是啊，就是那样儿，”海文说，“你一个姿势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没挪过手臂，也没动过脑袋。这就是鸦片。我们叫它“大烟”，大的烟。”
“但我只抽了一杆子。瞧瞧你，已经抽了四五杆了，还是没事儿。”
“那也是大烟，”海文说得含糊不清。
那天早上再晚些时候，我躺在自己的床上，试着回忆我是否做了浸渍着毒品的梦，但我所能想起来的是根本无梦，让人失望。我也没觉得什么渴望。我只是不算个瘾君子。我几乎判定整个事只不过是个仔细酝酿的神话。不过，隔了几天，我还是再试了一次，又试了第三次，如此这般的下去。长话短说，我耗上了一整年满怀热忱的努力。现在没法确指哪一刻确确实实地能称自己为瘾君子，但我记得海文的妻子佩玉说我上瘾了的那个晚上。我到他们家是晚上六点，家人大多数在吸烟室里。这是一幅美好的家庭场景：孩子们在地板上玩，佩玉坐在卧榻沿上用羊毛线在做正经的编织，海文则以其常见的姿势侧躺着，懒洋洋地准备着一些鸦片丸子，不时地用食指卷起一团试试干湿。一丸好鸦片应当是正好的颜色，不能太干，但也不能太粘。这些的精致的讲究给人添了很多乐趣。我想，对喝茶很考究的人有同样的兴致。
那天晚上，我感觉很糟。我得了感冒，头天晚上落了夜，而且还正对海文一腔怒气。那时候，我的一本中英文双语杂志正由他属下的华界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更确切地说，是我试图出版这本杂志，而海文对印刷这事的态度之不认真简直令人恼火。那天，为了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校样会在三点前送达，我在家里白白等了四个小时。我大步闯入吸烟室里这幅祥和安宁的场景，要不是一阵喷嚏，我会狠狠斥责他一顿。听到喷嚏，佩玉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随后她开始批评海文。上海话我一点都没学过，我学的是普通话。但她说话的口气已经够明了了。
“佩玉说你上瘾了，这是我的不是。”海文很开心地翻译给我听。
我简直感到受宠若惊，但海文在印刷一事上做得不够，这让我的回答听起来傲慢无礼，“她为啥要那样说？”我一边说着一边躺到我的老位子上，伸手取烟管。
“因为你的眼睛鼻子都在流水。”
“那又怎样？那是症状吗？”我看了看佩玉，她重重地点了点头。我吸进一杆子后，接着说，“但那不是我鼻子流水的原因。我得了很严重的感冒。”
“哦，是的，抽大烟的总是感冒缠身。”海文又备好了一杆子。“你抽不到大烟的时就会流泪。不过，就你的情形来看，我觉得我妻子弄错了。你还不是个瘾君子。即便是我，也还不是个瘾君子，真的――还不是很上瘾，尽管我抽的比你多。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做的事那么多，不是会上瘾的那类人。
不会的，我自忖道，佩玉肯定是夸张到了荒谬的地步。没有大烟，我当然没关系。我好这一口，这没错——我好这一口。我已经懂得了是什么让鸦片如此让人销魂。昔日对毒品飨宴和浓味重彩的美梦的浪漫念头远去了，但我并不引以为憾，因为事实远远更美好。躺在安静的房间里，聊天抽烟――或者按照正常的次序排列，抽烟聊天——是多么令人愉悦的惬意和畅快啊。我没有上瘾，我跟自己说，但你得养成点惯习来欣赏这物事的好处。人们花上很多时间抽大烟，但毕竟，他们也享受到不少美妙时光。即便我能跟得上同伴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那些在上海的外国居民所热衷的夜总会、鸡尾酒会和宴席也会让我腻烦的。现在我几乎不费神去那些聚会了。大烟让我不再想喝酒了。那些不抽大烟的人显得越来越遥远了，而那些抽大烟的人总是显得和我的品味想法一致。我们经常高声地相互朗读――大多数是诗歌。阅读、音乐和绘画足够让我们开心了。我们不在意吃喝肉欲之乐……当我说起鸦片的时候，我似乎落入了某种世纪末的语言，那很可能是因为我抽大烟的时候，过的就是种相当世纪末的生活――不仅是社交群体意义上的也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在上海的西化的时新中国人不赞成抽大烟――并非基于道德准则而是这被认为过时得可怜可悲。时新人喜欢让威思忌或是白兰地搞得醉醺醺的，而我那些朋友，穿着传统长衫，故意自觉地反着做。鸦片则是这种态度的一部分。鸦片是堕落腐朽的。鸦片是属于祖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