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大烟
作者：艾米丽·哈恩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揉了揉前额。
“你几乎一直在说话。吃中饭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我大吃一惊，但鲍比没给我时间讨论整个情形的怪异。他双目注视着我，说：“你有没有感到抽大烟的欲望？”
我摇了摇头。真的，托盘和点亮的烟灯这幅画面已经不居我头脑的正中。事实上，他的问题让我诧异。我为什么想要抽大烟？
“你没有抽大烟的愿望，也没有这个念头？”他坚持再问，我又摇了摇头。
鲍比说：“很好。现在你上床去，想要吃的话就吃点。至于明天，我已经吩咐了你不得有访客。在一段时间里，那样是最合适的，但我晚上晚些时候会来查看的。”
我想站起来，但一个喷嚏让我停了下来。“我得了感冒了。”我断言，“哦，鲍比――分析。你发现了什么？”
“你非常有意思。”他很有兴味地说，“这是照看你的王护士。”他走了出去。
王护士领着我穿过过道，好比是拖船将邮轮带入泊位，过于小题大做了。她把我领到一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行军床，四壁白墙，落地长窗面向杂草丛生的花园。床单用得很旧了，沾着锈迹。王护士早已把我的东西理了出来，将它们挂在墙上的几枚钉子上。我上了床后，睡眼朦胧地想起中国人自然是不作兴将衣服挂起来的，而是叠起来放在箱子里……后来，一个晚餐盘子搁在了我的身上。我一点都不想吃浇着棕色糊搭搭的东西的米饭。过了一会儿，米饭给拿走了。鲍比那晚肯定来过，但我不记得了。凌晨我醒过来的时候跟自己说，没什么原因会让我那么瞌睡。我不再悃了。我觉得很不舒服，尽管说不出不舒服到底在哪儿。喉咙？手臂？腿？胃？不舒服四处游走。只有在一处地方它看来是呆了下来，那就是我的良心。我对世上的一切都觉得很内疚，但又不是苦恼。这是能够忍受的。不过，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我想起来坚曾经很精辟地描述了对鸦片的感受。他有一条腿不好。抽了一两杆子后，他说：“疼痛并没有消失，但我已经不疼了。”嗯，我跟自己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疼痛一直在那儿，眼下我又觉得疼了。仅此而已。受得了的。受得了的。
有一件事很有帮助。那个礼拜过得再糟，我也没想到过要是能拿到烟管我就会感觉好多了。我意识到，这就是催眠术起作用的地方。不过，知道这回事并没有破坏效果。催眠术起作用了。我没有被锁在屋子里，前门也没有守卫。我要是想做的话，我可以穿上衣服走出门回家去，或是去海文家，但我并不想。我所有的冲动欲望中，不见了这一个。鲍比说过了多少日子我就会好受一点，我数着日子过。我坐立不安哈欠连天喷嚏不断，双眼涕泪滂沱，手表索性拒绝走动了，但我也没试过要走出医院。
有一阵子，鲍比过来而我想说话的任何时候，我都声音颤抖，泪水涟涟。“只是有点紧张。我没法儿说话。”我抽泣着。但他说，我的进展挺好的。他又加了句说，他意识到我是真的想戒烟，因为我一个丸子都没带。他说他知道是因为在我被催眠的时候，他查了我的东西。他说了这些话后的那天晚上，我觉得痉挛。痉挛是众所周知的戒毒的症状。它们可能在瘾君子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发作，但大多数人是手臂痉挛――他们感到好像是所有的骨头都断了。我的痉挛发作在腿上，一直到臀部。凌晨四点，我弄明白了这件事，这是因为我在婴儿期腿上不得不戴矫形器。我从来没能记住过矫形器，但现在，我跟自己说，我的腿却记起来了。接下来，好像是我因了这个决定得了诸神的欢心，我居然睡了整整一个钟头。那可能是最糟糕的一个晚上。
过了那个晚上以后，鲍比让几位朋友进来看我。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到那个杂草丛生的花园里散一会步，摇摇晃晃地走到有鸭子游水的小溪边，然后我们会在树下喝茶。他们帮着挨过时间，这是件好事，因为没有分心的事，时间过得漫长无比。“戒了烟的瘾君子的致命的无聊”，考可托如此写到。不过，最生动的是我对床的感受。一宿接着一宿，我得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直到我以一种私己的酸楚的怨恨来憎厌这张床。我至恨床褥的气味。我想这气味并不是真的很糟，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木棉。但这些年来头一次，我麻木的鼻子能闻出气味来了。对于初初敏感的神经来说，任何气味都会产生令人不快的效果。对我来说，床褥有恶臭，而且还结成一团一团的。我对每一团棉絮都了如指掌。我决定，一旦我能作主，就要搞定这床褥的杂乱无章。有天早上，我问鲍比，换一条床褥要花多少钱。
“唔，我不知道。我想，二十美金吧。怎么呢？”他说。
“熬过这段时间后，我要把它买下来，然后在花园里一把火烧了。我恨它。”
“没问题，要是你那时候还想买的话。”他一本正经地说。“海文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顿了顿，带着一种谨慎的神色看着我。他又说：“他想和你联系，这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以前没告诉你。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让你见他了。他今天下午来。其实，他已经在这儿了。”
“好啊。”我听起来一定是满不在乎的，因为我就是那样觉得的。我几乎忘了海文。不过，当他走进来的时候，我记起来他是多么的熟悉，曾有多少个钟头我们凑在一起抽大烟。我注意到他的双眼看起来污浊无神，牙齿也脏兮兮的。
他说：“我带你出去。”
鲍比马上说：“记得只是兜一圈风。”然后紧紧地看着他。
海文大笑，让人宽心似地抬起手。“我当然会把她带回来的。大夫，我可不想要你的病人。”“你们不能去抽大烟。”鲍比说，“你不能把她带到任何她能抽大烟的地方。明确吗？”
“明确得很。”海文答道。我们走出了前门——我不出前门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上了他的车，开走了。他信守诺言。我们去了一家茶室，坐在那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他说：“你看起来不错。你好吧？”
“挺好的。”我说，“不过考可托说的是实话——你知道，那番关于无聊的话。不过，我很高兴我做成了那件事。”我渐渐放松起来，但海文仍旧听起来看上去像个陌生人。
“你在那儿的时候，我也试过。”他承认道，“但我做不到。持续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六个小时。我最想念的是烟灯。我觉得烟灯漂亮极了。
“那简单得很。”我答道，“只要点起烟灯，躺在那儿。”我们俩都咕咕地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能就鸦片开玩笑。后来，他就把我送回医院。他道别时，双眼濡湿。因为他需要他的烟盘。我觉得甚是自得。
我正式出院的那个下午，离我去重庆还有三天。鲍比说：“好吧，再见了。你自由了。你现在没事了。你喜欢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我不要你付费，但请记得――要是你有机会劝说上层的某个人物，告诉他我的方法很有效。你会那样做的，是吧？我想要那份工作。”
我答应了，又谢了谢他，我们握了握手。我的包已经收拾好了，有辆车等在外面，但我迟疑了一下。“还有件事。”我说，“那个分析，记得吗？我已经不止一次问你了，但你还没告诉我那天你做那事的时候发现了什么。”
鲍比只说了“噢，是的，那个。很有意思。”
不仅如此，我把烧床褥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