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大烟
作者：艾米丽·哈恩
有一天，他甚至比平素还要自相矛盾。之后，我画了张表，列举了烟鬼的信条：
1． 我永远不会成为瘾君子。
2． 我不会上瘾的。我是属于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类人。
3． 我的瘾头没有非常严重。
4． 只不过是毅力问题，任何时间我都可以戒烟。
任何时间。时间。这正是对我丧失了掌控的东西。手表转动速度的变化真是太奇妙了。有时飞驰而过，有时纹丝不动。为了赶上活计，我得经常看表。我不注意时，它会捣鬼逃走，以至于我忘了日子，或是约会晚到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看起来昏昏欲睡。这是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告诉我的——“你需要睡眠，”他们会这样说——但我从未真的觉得悃。从内里看，我的脑子非同寻常的清醒。我可以整个晚上说话而不觉得想休息。那是因为我是个瘾君子。我现在承认了，而且很高兴可以觉得超脱。我思忖着，我们这些抽大烟的是超脱的，而这正是我们的一大长处。我们不会被不愉快的情绪所困扰。酗酒的放纵自己沉醉于一阵又一阵哭哭啼啼的感伤中，但抽大烟的却不会。你永远也不会看到哪个抽大烟的对着卖鸦片的哭哭闹闹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秘密。我们骄傲且矜持。别的人可能认为我们昏昏沉沉乏味无趣，我们对自己更为了解。好好地长长地抽上一杆子烟后的第一反应是令人兴奋的。我会满脑子都是想法。我一边躺在那儿，一边计划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有种类似瞌睡的感觉后来才降临，但即使那时候，在我的头颅里，在耷拉着的眼皮后，脑海里仍沸腾着各种激动人心的想法。
不过，我也不能无视坏处。要是我那样做了，我就当不起“超脱”这个形容词。作为一个瘾君子着实非常不方便。离开我自己的或是海文的鸦片托盘，我就会开始觉得思家般的牵挂。我会无比渴望地想起那阴暗的房间里的烟灯，那温暖安逸，那平静舒适。接着我的鼻子就开始流水，我很担心外人会明了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担心，是真的担心——出于某种原因，被人认出来这个念头令人惧怕。这很奇怪。的确，在上海，抽大烟是违法的，但我可能只会受到一些轻微的处罚。但我还是担心。我想这可能是种身体症状，就像流鼻水一样。
这些细枝末节，在我们围着托盘躺着的时候，都详详尽尽地讨论过了。华清有个理论：和抽大烟本身相比，上瘾更多的在于习惯了某个时间模式。“要是你每天变动抽大烟的时间，你的习惯会弱得多。”他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最大的错误是日复一日在同个时间做这件事。我很小心，会变动抽大烟的时间。你看，都在于你怎么想的呢。”
一位有时加入我们的波兰朋友坚反对这个观点。“是毒品本身。”他说，“要都在于我怎么想，为什么我身体也感受得到呢？”在一堆乱糟糟的定义中，争执不了了之。抽大烟的人喜欢辨析语义。不过，我有一天决定试试自己，看谁更强，鸦片还是我。于是，我接受了邀请，和一群英国人一艘在上游的游船上渡个周末。在这个国家是无法在外国人中搞到鸦片的。
嘿，没像我预想的那么糟。我觉得没劲。他们坚持要我打桥牌，我也没法儿集中注意力。话说回来，我从来没能集中注意力打过桥牌。我得了很要命的感冒，也没怎么睡觉。我的胃很不适，腿也发疼。不过，仍不算太坏。我没想要躺下来尖叫，还能忍得住。回家路上，感冒迅速变得更糟了——但也没道理不变得更糟啊。人们是会得感冒的。唯一一件真正糟糕的事是我感觉到的恐惧——在一个看起来随时会变得残忍的世界里迷失不知归路，裸着身子发抖……。回去后过了半个小时，我就在海文家里了。密友们听我细细道来，性格不一，表露出来的情绪也不一样，有敬慕的，怀疑的，或是妒羡的。没有谁不理解我想摆脱这个瘾头的冲动，这一点我很高兴。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我那样坚决。
“你原本可以给她药丸的。”华清责怪海文。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得离开烟灯照耀范围一阵子的瘾君子通常会带鸦片小丸子，可以在情形变得很糟的时候吞服。丸子和吸服不可同日而语，但能减轻点不适。
海文说：“我是故意不给的。她想看看那是怎样的，丸子会破坏了整体效果。何况，他们有点儿毒。不过，她要是想要，下次就给她。”
我极为享受地躺在枕头上，说：“没有下一次了。”
过了几个礼拜，我犯吐了。我一定是抽得太多了。在比较轻微的过量吸食时，只是会有些梦魇，但这回可不算轻微。从海文那儿回家，我吐了一路。进门的时候还在吐，直到男仆叫来了医生。医生是个美国人，在这个社区已经工作好些年了，但我对他并不是很熟悉。当然，我不想告诉他可能是什么出了麻烦。当他搭脉搏看舌苔量体温的时候，我一言不发。最后，他下了判断。“黄疸。难道你没注意到你肤色很黄？”
“没有。”
“呃，你像桔子一样黄。”他说，“你一天抽几杆子？”
我吃了一惊，但他要能玩镇静的话，我也能。“噢，十，十一，差不多这个数目。”我轻描淡写地说。他点了点头，开了张处方，然后就离开了。没教训我一顿，也没给警察打电话，什么都没做。我应当感谢他的忍耐，但我却很愤怒。第二天，我对海文说：“他没有他自认为了解的那么多。可不作兴数几杆子的。一个人的一杆子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两杆子。”事实上是我痛恨医生入门插足了我容不得别人的专享领地。
总而言之，要是有谁问我过得怎样，我会说我挺好的。我不想改变生活的方式。除了医生，异邦的外人似乎没猜出我是怎么回事。他们可能会想我看起来脸色灰黄。毫无疑问，他们也会认为我心不在焉的，但谁也没猜到。当然，中国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以前都看到过。我惹恼了一两个人，但我得以过关，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中日之间的战事就在城市租界外的地域骤然爆发。弹片落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安全岛四周，有时命错了目标，则弹落在岛内。难怪那位美国医生对我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他的脑子要想的事情太多了。战争对我并没有造成太多困扰。我很快就接受了这回事。鸦片的价格涨了——这才是我在意的。
但是战争绝对把我从老圈子里隔离开来，一点一点地。我不再介意谁知道谁不知道。来拜访的人，即便不是抽大烟的，也被直接带入我在抽大烟的房间。现在的我行为举止很像海文。左手食指上有个油腻的污痕，和他的那个一样，洗也洗不掉。这是在试鸦片丸子冷却的时候留下的。海文觉得这个污痕好玩得很，经常让他的朋友们来看看。他会说：“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哪个白人女子手指上有那样的污痕的？”
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我不是唯一一个抽鸦片的。除了坚，我还知道好几个。有一位和法国外交部有关系。他和他妻子是在印度支那上瘾的。通过他们我认识了鲍比。他是从德国逃出来的医生，在上海行医有了足够生意，可以以此为生。他不是个瘾君子——我想我从来没见过他碰过烟管——但他似乎花很多时间和瘾君子们厮混。有时候，我很奇怪他为什么频繁光顾海文家。我情愿他不要来，因为这人很无趣。不过，外人是无趣的还是聪颖的，这并不要紧。而且，某个下午，我刚收到了一封的信，他碰巧来看我，我就向他倾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