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大烟
作者：艾米丽·哈恩
文/ [美] 艾米丽• 哈恩
翻译前记：
艾米丽•哈恩（在中国她更以中文名项美丽为人所知）二十五岁出版第一本书，八十三岁出版最后一本书。一生发表了传记、散文、小说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五十二本，还有一百八十多篇文章。但她的文名却不盛，被《纽约客》称为“被遗忘的美国文学的宝库”。在她的家乡圣路易斯市有一条“圣路易斯星光大道”（St Louis Walk of Fame），镌刻了和该市多多少少有点联系的文化名人，T. S. 艾略特，田纳西•威廉姆斯，玛雅•安吉罗……然而，却没有艾米丽•哈恩。
2007年2月18日，是她去世十周年忌辰。这几年，因为对邵洵美的研究热潮，国内对哈恩的关注也陡然多了起来。大多是因为她是邵洵美的“异国情人”、“中国男人的‘妾’”，两人成就了一段“跨国情缘”、“倾城之恋”。总之，是一位美丽有才华且独立特行的西方女子对一位风流潇洒的中国上流社会文人的爱恋。而国外则是将在中国的哈恩当成能看东洋镜的一只摄像头。在哈恩众多的作品中，《大烟》会在国外被认为哈恩最好的作品之一的原因不得不说和西方对东方的视角有关。如果选择三样标记来说明西方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甚至模糊到所有1950年之前——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兴趣，那必是小妾、小脚和鸦片。
在这篇文章中，哈恩详尽地记述了她在邵洵美（即文中的潘海文）家抽上大烟、上瘾到戒毒的整个过程，风格相当纪实。从中也能看到她和邵关系的一些侧面和片断，称不上某些文章所宣称的“钟情一生”之类。在结尾处，她在戒毒后听到邵要来访，并不在意，几乎已经忘了这个人，仿佛那一场恋情不过是烟榻上烟雾缭绕中的一段绮梦。醒来后，对面的男子“双眼看起来污浊无神，牙齿也脏兮兮的”。
《大烟》(The BigSmoke) 先是发表在《纽约客》，后收录在《时与地》（Times and Places: A Memoir, 1970）。该书于2000年重新出版，书名改为《不必匆忙归家》（No Hurry to Get Home: The Memoir of the New Yorker Writer Whose Unconventional Life and Adventures Spanned the 20th Century）。
王璞的《项美丽在上海》（2005）中包括了《大烟》的一小部分翻译，本译文未作参考。
原文亦可参见：http://people.virginia.edu/~jng2d/enlt255/texts/hahn/hahn.htm
我一直想做个抽鸦片烟的瘾君子，但我不能称之为我去中国的原因。做瘾君子的雄心追溯到我糊里糊涂的童年时代。那时，我还想做好些其它事呢：最伟大的研究鬼的专家，全世界最好的滑冰运动员，最出色的驯狮员——你知道那些个事。但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而那些梦也已经被忘却了。
海伦一看完日本，就一直叨叨地说她要回加州，她丈夫在家等着。但当离开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她却变得迟疑起来，四处看看想找个理由延长行期。她向我指出，中国近得很，而且我们知道有个老朋友住在上海。让这么一个机会溜走，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何不过去，呆上个周末，看上一眼呢？我是个相当随和的人，尤其那当儿，我并不是非得回美国的。我原来的打算是，海伦回家后，我随意地往南行，某一天到达比利时的刚果，在当地找份工作。所有这些都不急着做，我还有足够的钱可以维持一段日子。我姐姐认为这些计划都自然不过，她知道一个男人把我给甩了。我去刚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把我心碎这事儿给忘了。在当时这种情形下，这样做正常不过。我对她的态度也同样的随和。我觉得，如果她还不想回家，那不关我的事。所以，当她建议去中国时，我说：“当然，为什么不呢？”
我们就去了。我们爱上了上海。又是两个月，海伦不问心是否有愧，留了下来，活动的名目多极了——宴会，寺庙，古董店，定做隔天取货的新衣，上了一趟北京，使馆的招待宴会，赛马——日子塞得满满的。我没试图要赶上她。从在中国的第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我会一直待下去，因此我有足够的时间。我毫不迟疑地将刚果束之高阁，聘了位语言老师。海伦走前，我已经在一所中国大学找了份教英语的工作。过了好些日子，我才想起我昔日要做瘾君子的雄心。
初来乍到，我不可能知道这座城市耗用很多鸦片，这儿那儿无处不在。我无法辨出气味，尽管这种气味弥漫在更穷困的区域。这种气味像烧着的焦糖或是哮喘病人抽的草药烟，我还以为不过是中国人户外厨房散发出来的一种奇特的臭味。我很开心地走在偏弄小巷里，这边停停，那边歇歇，给黄包车或手推车让个路，嗅一嗅再往前走，还不知道近旁有人正在享受书上称为可耻可憎的毒品。不难想见，我从未见过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因为即便在放纵的上海抽鸦片还是被认为是非法的。
通过一位叫潘海文的中国朋友，我才终于知道这股气味意味着什么。我随他去过在一家饭店举办的宴会，认识了他的几位诗人、教师朋友。过去在中国，饭店的宴会要等到最后的饭菜都凉了客人在干净的台子上喝了道别茶后才算结束。那天晚上，大家过后还有许多话要说——他们总是那样——我们就在外面的台阶上继续在饭桌上开始的关于现代文学的讨论。我们在城市那一块被称做“华界”的地方，在苏州河的对岸，在租界区外。天气很热。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在排水沟里发出如秋叶般轻轻的刮擦的声音，男人们长衫的下摆在同一阵风里扬了起来。饭桌上，他们出于礼貌讲英语，不过现在一激动，早已换讲中文了。我就站在那儿等着有谁记起我来，帮我找一辆出租车。一直等到海文说：“哦，真对不起，忘了我们的外国客人。我们现在都去我家，你来吗？”
当然，我也去。他极少提起他的家庭生活，我一直很好奇。我们一起开步往他家走去。他家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四周的绿地比我在美国见到的城市房子还多。我说是维多利亚式的，这仅仅是从外墙而论，山形墙和粗灰泥的前墙使它看起来像我知道的那类建筑。屋内却是十分两样。每间屋子间的门都敞着，一眼望去都能看见——空荡荡的，没有地毯，没有墙纸，很少一点家具。光秃秃的地板上有几把椅子沙发和几张桌子，毫无生气，像是一家腾空的店铺里落下的几样物件。但屋子可有人住着。屋子里有不少人。有个男人懒洋洋地躺着，跟沙发僵硬的曲线作对似的；四五个小孩跳来跳去，低声说着话一边咯咯笑；一位穿蓝色罩衣裤子仆人装束的老妇；还有一位穿单色黑衣的年轻妇女。
最后一位看来是海文的妻子，这些孩子中至少有几个是他们的。我觉得尴尬极了，因为整家子人盯着我看。一个看起来像小型海文的小男孩说了些什么让其他几个笑得更响了。海文简单跟他家人说了几句，让我们随他上楼。我们来到一处舒适一点的地方。这里的房间贴了墙纸。尽管所有东西在我西方人的眼睛中看起来仍然死板了一点，但四周多了点家具。我们一群人走入一间卧室。卧室里有两张平坦的硬木卧榻被推在一起，头靠着墙，各放了一堆小枕头。卧榻上铺了一块正方形的白布，中间搁了只托盘，托盘里放了些奇特的物什——一盏小小的银制油灯，灯罩像个倒扣的圆底酒杯，一些小盒子，还有些我认不出来的小东西。我坐在一把硬梆梆的细长的椅子上，男人们则随意地坐在房间的四处，非常放松自在地聊着天，拣本书翻翻，对两张卧榻上正在发生的事毫不在意。但我却发现那些事非常奇特，入迷地盯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