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大烟
作者：艾米丽·哈恩
“我也可以去。”我一个肘部支起身子，愤愤地说，“我当然可以去了。我不能去？你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件麻烦事罢了。”我又躺了下去，开始很快地搓一个丸子。我脑子里嗡嗡嗡嗡地塞满了所有得做好的事——安排住所的事，拿到旅行许可证。还有，我得经过香港，坐船去那儿然后飞往内地。想想就已经够累了。这边鲍比又开始说话了。
“听我说。好好听着。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
这次，他说得让我担心了。“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鸦片。你的瘾头。”鲍比说。
我笑了。“哦，原来是这个，是吧？这个不要紧的。”丸子已经做好了，抟成一个锥体，我抽了下去，然后说：“只要想歇手，我随时都可以。你并不了解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随时都可以不抽。”
“你最近是什么时候试过不抽的？”他问道，然后停顿了一下。我没有回答，因为我在算日子。他接着说：“已经有些时候了，我很肯定。我认识你已经有一年了。这一年里，你从来没有停过。我觉得你会发现自己没法儿歇手的，姑娘。”
“你错了。”我狠狠地说，“告诉你，你全错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而且你知道，在内地，要是被抓住在抽大烟的话，就不那么好玩了。要是给抓住了，你知道会怎样。”他拿一只伸直的手刀一般地滑过喉咙。他的意思是，国民党实施了一条新法律。抽大烟给抓住的人都被砍头。不过，这事不会发生在我头上。
我看着他，带着新冒出来的半信半疑，说：“我该怎么做？”
“你会没事的，因为有我来帮你。”鲍比说。突然间，他变得轻快而开心。“你可以很容易被治愈。有没有听说过催眠？”
我说我当然听说过催眠，而且亲眼见过。“学校里有个医科学生会催眠——就是让人们盯着个灯泡，然后告诉他们说他们很想入睡了。”
鲍比用我家的电话打了个电话，讲的是德语。他挂断电话说：“我们明天早上开始。在我的小医院里，给你备了张床——算得上是个私人病房。如果做得到的话，早点起来，做你通常早上在做的事——你要抽大烟的话就抽，我不反对——不过，九点到那儿。出租车怎么走，我会写下来给司机指路的。”他写好了。然后到了门口，他加了一句：“海文会试图说服你放弃的，你知道。别给他机会。”
我说：“哦，不会的，鲍比，他不会那样做的。这是我自己的事，他决不会插手的。”
“只是别给他机会，仅此而已。别忘了带个箱子，装上夜里要用的东西。你可能会带上些鸦片丸子。如果你真要带了，我也会找到的，所以还是省省心吧。”
在我成为瘾君子之前，我以为一个根深蒂固的烟鬼会对戒烟这个念头极其恐惧的。事实上，一点也不是那样儿——或是说，我不是那样儿。到了一定程度，烟鬼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几乎任何一种建议，包括戒除烟瘾。戒烟？当然啦，他会说——多好的主意啊！我们明天开始吧。抽了两杆子后，这个想法令我高兴得很，就给海文打了个电话告诉了他。他也很高兴，但搞不懂我为什么这么匆忙。
“哦，太好了！”他说，“但为什么是明天呢？如果你能等等，我们可以一起戒。和别人一起戒总是要容易点。你等一等，我叫鲍比给我也安排一下。”
“我倒是愿意那样的，海文，但他已经帮我在医院安排好了一切，现在我已经不能变动什么了。更何况，正如他所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离去重庆只有两个礼拜了。还是等着轮到你吧，那样会方便点。”
他回答的时候，声音格外甜美，我知道，那意味恼怒。“当然了，既然你那么高兴地接受了一个你几乎不认识的男人的建议……”
一番挣扎，但搁下电话的时候，我并没有让步。要是我答应为什么事等海文——不管是茶会还是治疗——结果会怎样我太了解了，不管是不是鸦片的效果。他会推迟了又推迟，直到忘了这事儿。我耸了耸肩，又抽了一杆。第二天早上我差不多要睡过头了，但没有。照看我房子的老人把我的包提到出租车上，一边自言自语。我上车的时候，他站在那儿，一脸担忧的神色。他对这个计划一点都不相信。“我会很快来看你的。”他应诺道。
我从未听说过鲍比的医院。我们穿过围着租界的商店旅馆开了很长一段路，以至于我想着我们可能会进入日本人的界线，但还没到那么远我们就找到了医院——一幢和大多上海中产阶级的房子一般大小的建筑，只是寒酸破败了点。入口处挂了一杆脏兮兮的白色旗帜，上面有个红十字。鲍比立在门边，一脸如释重负的笑容，露出闪闪发亮的牙齿，他的眼镜在清晨的阳光里一闪一闪的。显然，对我是否会来他并不是很有把握。他问我海文对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
“他要你帮他也安排一下——找个什么日子。”我告诉他。“只要他准备好了，随时都行。请进来。护士会看管你的手提箱的。”
我随他走入一件板壁很薄的办公室。除了其它东西外，办公室里塞满了档案盒，一张沉甸甸的老式写字台，一把填塞得鼓鼓囊囊的椅子。他叫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又给了我一颗药丸和一锡杯下药的水。我好奇看看四周。靠墙堆着硬纸箱还有一个仪器柜。地垫上洒着一小片阳光。房间里非常热。汗水顺着鲍比的脸颊流下来。虽然抽大烟的没什么嗅觉，我能够分辨出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我问，医院看的是怎样的病例，鲍比说，什么都看。他心不在焉地应着，一边上上下下地踱步，等着药丸在我身上发生作用。
我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用药丸，那个医科学生只用了只灯泡。”
“哦，那个我也会做，但花的时间太长了。”鲍比反驳道，“将来，我想要同时治疗一屋一屋的瘾君子，将他们分组催眠。要是让他们看灯泡催眠，我能治多少人呢？不，巴比妥酸盐的效果来得快一些。难道你还没睡意吗？”
“还没。为什么是一屋一屋的瘾君子呢？”
他解释说：人太多了，一个人对付不过来，除非采用这样的方法。事实上，他说，我这一例的治疗就是为这个目的。如果管用的话——会管用的，肯定是管用的，他向我保证——他要我动用所有的影响力说服有关部门雇佣他，给他类似全国鸦片解毒总治疗师的职位。他充满热情满怀希望的谈论着这些计划。直到后来，好像是透过一面明亮的玻璃窗，我看到了一屋子穿着白衣的中国人，一排接着一排，完全的一模一样，仰起的脸朝着站在一个很高的讲台上的鲍比。他在说……在说……
“在你被催眠的时候，你能允许我也做些精神分析？”他真的是这么在说，对我说的，不是穿着白衣的中国人。
我动了动，逼着舌头作了回答。“可以的，只要你答应事后全告诉我。你答应吗？”
“好的，好的。”他又在踱步了，转过头来口气不耐烦地应着。“你现在觉得瞌睡了。你会入睡的。过几分钟……”
不过，不到几分钟我又完全醒了过来，坐起身，得意洋洋地说：“你的药丸不管用。”
鲍比还在踱步，现在搓搓手，一遍又一遍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突然间，房间又变黑了。我说：“那个不管用。”我觉得失望。所有那些准备浪费了。鲍比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