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某一种真实
作者：［英］罗伯特·豪斯默
尽管你的每部小说里都有受难的形像，但在你的那本《唯一的问题》（1984）中这个主题被挖掘得更深更明确。《约伯书》到底对你施加了怎样的魔法？
首先，它是一首最最优美的诗，我认为它是《圣经》里最为优美的文字，是古典文学中的最佳作品之一：约伯的真实性，对他行为的那种描述方式。然后我想到那些不同的人物，我必须找出他们的不同之处，我一下子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不同。他们一个接一个进来，说着同样的话，他们就像现代社会里的侦探，要把整个事情搞清楚，拼命要从人们的嘴里撬出坦白来，一遍又一遍问着同样的问题，每次换一个人。三度质讯的技巧就在那里，约伯说着“不，不是我干的，我是无辜的”，而他们还是说“可是约伯，你肯定干了些什么”，他不停地一直说到最后，“我什么也没干”。最后上帝从旋风中出来，说道“是我做的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这才让约伯解除了精神痛苦。那是最最优美的诗，真得，出色的心理学。
那是对人类受难的无法解释性的一个动人的示例。
哦，是的，绝对是的。
还有试图回答问题的那种徒劳。
是的，我们了解过去与将来，我们知道时间就是创造，可是……可是我们毕竟同意为了一种很好的理由而受难，可能吧。为了过去的罪过而惩罚性的受难根本就是不合逻辑的，是非理性的；孩子们必须受难这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那种理论简直就是疯狂。
讨论这种主题实际上是重点强调了人类智力的不足，对吧？
是的。那就是我们看不见的，无法把握的东西；如果没有了神秘，就不会有信仰。那就是信仰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一切，那还要信仰干什么。
我很欣赏你在《唯一的问题》里关于《约伯书》的那句话：“它是一首诗，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作的。”
哦，是的，它是诗，不是宣传说教。
生活的困难，尤其是在现代，加上许多无法解释的事情。
是的，真是这样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人们不愿意活在神秘之中。
是的，可他们不得不。因为生活就是神秘，绝对的。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不了解得更多。那是真理。
回顾你那一系列的小说，有种分离感出现在你的《曼德波姆大门》里，那是一种更长久，更广阔的创造；后来在《公众形象》、《驾驶席》、《请勿打扰》、《东河边的温室》等作品里这种性质更为明显：那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小说看来是在新小说派的魔力下写成的，更主要的是精彩的情节消失了。这样评价对吗？
我想也许是的，我想是的。那些书中情节不是非常紧凑。在《谨记死亡》中有一个主情节和许多次情节。《曼德波姆大门》是本实验性的小说，尽管它不像是实验性的。作为一种实验，每一章都换一个人的视角，那是关键，是这本小说的自我：不是我而是自我，每一章的叙述者与侧重点都不同——弗莱迪的观点，然后是阿拉伯男孩，然后是那个女孩。每一章的视角都不同。然后我以短篇的形式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这部小说的一部分，那本书里的两三章。我很高兴做这样的尝试。它花了我两年时间，比我做任何事花的时间都要长。
评论界对该书的认可是很有意思的。有些评论者对它很感失望，尽管不像对你过去的作品那般失望。他们认为那是部现实小说，现实主义的笔法令他们高兴。
是的。在以色列大学它很受欢迎，但是以色列的公众不喜欢，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与许多他们相信的现成的宣传朝夕与共。他们不愿意有任何东西来破坏他们的宣传。由于以色列人遭受了很大的苦难，他们很明显地希望他们的这种苦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能够在作品中得到强调。无论如何我没有强调艾希曼审判。我只能按我所感受到的去写。
有些评论家们希望看到的小说，是别的作家写的，不是你能写的。
是的，我也是如此感觉。
你作品的另一个魅力就是暴力。在你作品中，往往会发生些很可怕的事——《安慰者》中乔齐娜·豪格的溺水，《贝克汉姆·莱依之歌》中一个年轻女人被人用开瓶器连击九下致死，《谨记死亡》中莱逖女士遭到致命的棒击，《驾驶席》中莱斯被残暴地强奸被谋杀。在信天主教的小说家的作品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暴力？
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暴力。即使在我写作《布洛蒂小姐》时我也感觉到这一点。这个女孩在实验室工作，她怕火，可最终她死在火里。我就是觉得生活是残酷的。如果你否认它，也就是否认了一种很本质的东西。这些暴力的场面其实就是故事的关键。你能想象故事里没有暴力吗？莱逖女士事件在我看来就代表了恐怖本身。那种事是人们在报纸上司空见惯的。你知道纽曼曾经这样写过：要写一部不涉及罪恶的小说是不可能的。他是对的。
伯纳德·伯冈齐曾经这样评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对人类行为在各种方面的——生理的、心理的、伦理的——详尽分析可谓面面俱到，可依然免不了前后一致性的束缚。而我认为你的作品标准恰好是有效地反驳了伯冈齐的这种观念，我错了吗？
我感觉伯纳德·伯冈齐讨论的人性是到本世纪上半期为止的，也许是始于文艺复兴吧。当然我相信人性是随着历史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个社会已经与普鲁斯特时代不同了，文学也相应地改变了。比方说，我们阅读吸收引用普鲁斯特，而普鲁斯特并不知道。乔伊斯不能了解那个被我们不断研究的乔伊斯。不过这两位观察人类的大师毕竟是出类拔萃的，就他们对人类行为所透露的奇怪信息进行的深入研究的方法而言。
关于普鲁斯特我能再说两句吗？你承认他是对你的创作产生相当影响的作家之一。以他为主题你写过一篇很好的随笔。纽曼与比尔博姆是另两位，对于受他们的影响作家们可以轻松地表示感谢——可是受普鲁斯特的影响情况就要复杂一点了，他那异常的审美观。他究竟对你的作品与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从普鲁斯特的书中我看不出他是个审美的异教徒。他写的内容与他的写法并不符合他的个人愿望。在他的书里，他似乎具有一种兼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先进思想。《追忆》中传达出的价值与那些，比方说古希腊悲剧，所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普鲁斯特对阿理斯多德的“环境颠倒论”有很深的把握，尽管希腊人在相同的环境下也写不出普鲁斯特那缠绵的悲伤。普鲁斯特在精神上与过去的那些法国、英国、德国的感伤主义者也是不同的。是的，我相信我的思想受到普鲁斯特很深的影响，我的小说结构亦然。就结构上来说，比如《追忆》中有一章写到斯旺最终认为欧黛特并非他的所爱，然而下一页，新的一章：斯旺已经与欧黛特结婚多年。那是很了不起的结构上的一击。
在你的作品中，在形式与笔法上，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类似于侦探小说的要素。讲到这个你会马上想到《安慰者》、《罗宾逊》和《谨记死亡》，虽然也只有这些例子。侦探小说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吗？这是否与19世纪后期，那是个宗教信仰衰落的时代，侦探小说的繁荣有关系？
是的，我欣赏好的侦探小说，它们不虚饰，没有废话。我对悬念小说也很感兴趣，许多侦探小说都依赖于悬念。我觉得如果作者一开始就放弃情节的话，悬念往往会增强。那样读者会更渴望知道结局会怎样。在《驾驶席》一书中我采用了这种手法，它来自于偶然看到的特洛罗普的一句话。
随着1965年《曼德波姆大门》的出版，有许多以前对你不友好的评论家改变了态度。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尽管他们对当代的中东政治，尤其是艾希曼审判，在书中只占一个小角色表示不满。可你接下来的小说又一次燃起了他们的怒火——为什么？
我不清楚我是否看过那些评论，因为我记不起来了。我那时正从我的工作地美国纽约搬往意大利，我真得没有看到关于我的评论。不过我确实知道我有了许多新的读者，整整一批新的读者，因为那本书，因为它更现实，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我知道人们希望我写出更多那样的作品，但那只是一种我想尝试的形式。无论如何我从来不会去重复一种小说的形式。每部小说我都会有所改变，每个主题，如《曼德波姆大门》的宗教主题，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