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持币的缪斯两千万美元能给诗歌带来什么？
作者：［美］丹纳·古德耶尔
“我自己不是诗人，” 潘妮·巴尔告诉我说，“我不懂诗歌，但我懂带孩子。带孩子是我的专长。为成人创作的诗人都没听说过杰克·普里鲁茨基。但有个大秘密是他们赚了大钱。”普里鲁茨基给基金会捐赠了五千册儿童书籍，这些书将被收藏在基金会的大楼里。
巴尔希望基金会日益扩大的影响能引人注目。“你可能觉得我讲话不谦虚，”他说，“但是从现在起的数年后，当人们回溯历史时，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美国的诗歌长河会因诗歌基金会的存在而在某种程度上——或较大程度上改道。就算影响没那么大，也能因为人们有所察觉到而称之为‘芝加哥运动’，这样也不会让我失望。我不知道‘芝加哥运动’会是什么样，一点想法也没有。它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某种诗歌。不过它暗示了与当今情形的一种背离。如果它能对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希望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且能促使诗歌更多的从普通读者那里获取力量。你知道艾兹拉·庞德写的有关沃尔特·惠特曼的句子：‘让我们之间产生思想的碰撞’吗？我希望在这种意义上，在诗歌的意义上，让主流的普通读者与当今的诗人能产生思想上的碰撞。”
金钱总能在诗歌界引起轩然大波，露丝·利里的赠款就遭遇到了几分矛盾的反映。旧金山zyzzyva杂志（《象鼻虫》杂志）的主编霍华德·张克尔写信给《时代》周刊，——紧随其后的是一篇关于诗歌辉煌前程的文章——承认“露丝·利里的慷慨大方让我极为眼红” 。但他继续写道：“如此一笔巨款相对于这么一个小小的组织来说不是个好的义举……现在该组织的员工和董事会着力所做的是如何来花这笔钱，而如何继续让这本小小的杂志保持令人尊敬的地位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事。赚钱也许已经是成真的美梦，但也可能是个噩梦。”比利·科林斯则提供了一个效仿大洪水时期的方法，“我建议诗歌基金会去买条船，一条亚里士多德—奥尼西斯式的，一百九十英尺长的豪华游轮，”他跟我说，“你可以叫它‘诗之船’，开着它周游世界各海岸，然后把它停到圣特洛佩兹港，这样我就可以在船屁股上开个朗诵会。”其他各个诗歌组织都希望有机会跟《诗歌》合作并推进手头的工作；而基金会尽管已经给同领域的其他组织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例如给了美国诗歌学会五千美元以支持“国家诗歌月”，却还一直是我行我素。和我谈过话的一位诗人这样描述基金会：“南方特色，一路沿袭下来的南方特色。”一位非营利性文学组织的主席说：“他们的论调是，我们要让诗歌好好在文化场上表现。就好像他们要跳到浪潮的中间，宣布自己是能制造潮汐卷起波涛的月亮。那种用本来就进展得好好的事情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着实令人厌恶。”
巴尔的文章招来了那些本身就对基金会日程持警惕态度的诗人及教师们源源不断的责难。“令人厌恶”、“反理性”、“反教育”，这些我是听到的一些反响。诗人兼南卡罗来那大学教授卡罗尔·穆斯克－杜克斯说: “这是鼓励人们消费诗歌，简直是强拉硬拽。基金会讨论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把诗歌塞给更多人，而并不是如何真正去改变这些人的意识。基金会只想让他们掏钱买诗。”诗人乔伊尔·布罗尔在的十二月份的《时代书评》上发表的对某一选集的评论中若明若暗地谈到基金会的一些活动，他写道：“当代诗歌最大的财富就是（除过某些绞着手极度苦恼又极其渴望看到诗歌能跟这片土地上每个取款机、收税站及花盆连在一起的人所宣称的相反的言论）它没有广大的市场，因此不需要皮条客。”另一些人只是认为基金会想要使诗歌深入大众是枉费心机。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诗人兼翻译家理查德·霍华德说：“他们妄图改变诗歌——而诗歌自己会变化。你不能强迫诗歌。”
《诗歌》刊登读者来信的那几页充满了责难，间或有几人表示支持。爱达荷大学指导美艺术硕士课程的诗人罗伯特·利格莱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二十个设问句（最后一个是：最后，有没搞错？）在表演了一组愤怒的后空翻后，以一个只有一个词的句子着陆:“一派胡言”。十二月份，洛杉矶大学学院英语教授、诗人斯蒂芬·延瑟尔也给《诗歌》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在介绍一位年轻诗人于洛杉矶海莫尔博物馆一次朗诵会前时，给这次争论做下了定论。“可能你们还在一直关注着《诗歌》又一次爆发的小小骚乱，”他说，“他们不过是靠药钱起家——说白了——利里制药厂的钱起家！”观众大部分都是诗人或诗歌教授及他们的学生，他们会心地大笑起来，而他也继续下结论，“与巴尔先生所说的恰恰相反，今天的美国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诗歌正在蓬勃发展。”
对于批判巴尔的人们来说，巴尔的理念显示出文化保守主义、金钱及可鄙的守财奴对通常认为神圣的、完全被遗忘了的地界的侵略。作家与写作项目协会执行总裁D.W.梵达在该协会十二月的时事通讯中这样写道：“置诗歌于经济法则和新潮市场促销活动中，就好像是对那些他们说经理们永远也不会想要去打扰的山谷的粗暴入侵。”巴尔是如今人们说的“生意人诗人”，这点上他很像通用食品公司前总裁丹纳·吉奥雅（他的团队创立了吉尔－奥吉格勒斯），他现在是国家艺术捐赠中心主席，甚至还是全国最活跃的诗歌演说家。1991年，吉奥雅发表了一篇极富争议的文章《诗歌要紧吗？》，成为后来巴尔评价诗歌艺术存在状态的预示。他也很想看到十九世纪诗人－雄辩家的再现。他说，亨利·郎费罗在世时，人们庆祝他的生日就像庆祝国家节日。吉奥雅在国家艺术捐赠中心的一些创举包括在军事基地表演莎士比亚剧目，他从波音公司筹到捐款来表演《还乡》，还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回来的士兵们建立了作家工作室。《商业周刊》最近有篇文章说捐赠中心在吉奥雅管理下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五，声称一个原因是“着眼于爱国主义主题”。巴尔说自己和吉奥雅有着相似的精神——敢于揭露对手所惧怕的任何东西。（巴尔和吉奥雅各自的组织已经就一个叫做“放声做诗”的项目进行合作，这是个全国性的大聚会，聚会上中学生一起记忆和背诵诗歌。）后来，芝加哥左翼杂志《阻隔者》上又发表了史蒂夫·伊文思的一篇文章，文章声称，“通过丹纳·吉奥雅、约翰·巴尔、泰德·库瑟尔等人，卡尔·洛夫的屡经斗争还不思悔改的经济优越感与反动文化民粹主义的混合物被兜售到诗歌世界的偏远地带。”在一个脚注中，伊文思将巴尔的身份定义为共和党御用文人，巴尔告诉我他不愿意讨论伊文思的这一论断，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跟政治毫无瓜葛。
即使是在那些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响中，你也可以察觉到一股暗暗涌动的伤痛：巴尔宣称大众不再珍惜诗歌，单单是考虑这事的真实性就让人懊恼；思考基金会做出的一些选择，特别是在学校、独立出版商、发行量不大的杂志等许多传统的诗歌捐助者都在苦苦支撑的同时思考基金会做出的那些选择，也同样一些人气愤。“金钱不能解决问题，它只能重新组合这些问题，而且巨款可以制造出一个万花筒，它显示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耶鲁评论》主编及诗人J.D.麦克莱奇如是说：“平庸的氛围已经像雾一样笼罩了基金会的事务。比方说那些新奖项。并不是那些获奖者让我觉得不舒服，而是那些奖项的名目。儿童诗歌？趣味诗歌？如果基金会要通过那些方式来给自己挖刻一个壁龛，那在墙上也是个太浅又太低的壁龛，正好显示出它缺乏雄心和严肃感，而这最终也许是致命的。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通过吸引那些认为‘草原家庭伴侣’是最高艺术的人来冒使自己边缘化的风险。这是补充报道的文化，这些诗适合印在购物袋上。基金会似乎想促销诗歌，就好像促销麦片或是情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