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持币的缪斯两千万美元能给诗歌带来什么?

作者:[美]丹纳·古德耶尔




  译/李玉辉
  文/ [美]丹纳·古德耶尔
  
  《说谎者的扑克》和《钱币球》的作者麦克尔·刘易斯是一名记者,他首次在《诗歌》杂志发表文章是2005年夏季的一期,当时发表的是一篇讽刺文章:《如何以诗谋杀:六点攻击计划》。文章以其特有的商业风格提出了六点建议:“1)积极思考。没人喜欢牢骚满腹的人。诗人往往显得对消极事物絮絮叨叨。2)采取崭新的积极姿态,并将此态度对准掏钱的顾客。顾客是你的朋友,而你那些典型的诗作事实上并没怎么注意到活生生的买货的顾客。3) 考虑好你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你的普通读者也许会喜欢文藻华丽的作品,但一天结束时他们往往会问:‘我能买点什么带回去吃?’”所以,去年九月,《诗歌》竟发表了一个宣言——《新世纪美国诗歌》,用它来概括刘易斯讽刺文章的严肃地位,这似乎有点怪诞,而且还似乎带了点无意而为的喜剧效果。文章作者约翰·巴尔曾经是华尔街的决策经理,现在是诗歌基金会的主席。200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一位女继承人露丝·利里向《诗歌》捐赠了两千万美元,由此成立了诗歌基金会。基金会的存在“以发现和宣传最佳诗作,并将它们呈献给最多的读者为目的”,同时也赞助《诗歌》的出版发行。
  巴尔在文中宣称:“美国诗歌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新事物了,因为我们的诗人长久以来的创作都不能突破一种模式。如今的诗作中存在着一种疲惫感和呆滞感。”诗歌在公众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处于缺席地位,存在着“士气问题”。他说诗歌的“状态欠佳”,说诗人创作时难以摆脱前人的桎梏,因此销量也不好。(两千册已经是行业惯例。)他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日益流行的‘美艺术硕士课程’使诗歌作品在数量上大幅增加,但体裁上却受到了限制。结果诗歌变得一方面死气沉沉,引不起共鸣;另一方面(这是我要强调的)不能娱乐大众。”在题为《不羁地生活,无畏地写作》这一部分,他敦促诗人向海明威那样,去学术圈外寻求经历——去游猎,去海钓马林鱼,去和公牛赛跑。“人的心智就像一个市场,尤其是在选择娱乐方式的时候,”他写道,“你看莎士比亚时期的喜剧,或是上个世纪的小说,或是当今的电影,都显示出一种艺术形式只有能对准时下的观众,并从观众中获得力量,才能发展到顶峰。”
  巴尔不是在芝加哥长大的,作为一名开朗的中西部人,他说自己从哈佛“幸存”了下来。他是靠海军奖学金在哈佛读的书。巴尔今年六十四岁,个子不高,坦诚直率,温和乐天。1985他创办了一家推销能源的公司,如今这个公司名叫蒂尼基公司。他从摩根·斯坦利公司经营主管的位子上退休后,跟人合作创办了一家特色投资公司——巴尔·德福临公司。他还写过六本诗集,其中一本经由一家凸版印刷社限量精装出版。他不停往返于芝加哥和其他三个住所之间:他和妻子住在芝加哥密歇根大道的公馆里,养着一只中国狮子狗和一只小约克郡犬;康涅狄克州的格林威治市有一处二十五英亩的房产作为他们的周末度假别墅(巴尔家的三个孩子均已成年)。他喜欢猎取大猎物(因此右耳微聋),还是个水手,一年四季皮肤晒得棕黑。多年来他一直不跟生意上的同僚们谈论自己写诗的事。“我怕他们觉得诗人都是嬉皮士,怕他们对我写诗不以为然。”他这样说。巴尔的新书《优雅——一曲长长的史诗》用一种自创的加勒比口音写成,灵感源自他围绕拉美的温德华群岛及英属维京群岛的家庭航行。诗中读不到一丝羞怯。(叙事者是个园丁,他讲述自己看到宅子的女主人被丈夫当场拿住——“那绅士亮出他的家伙/像一根整个的萨拉米香肠,她也亮出了她的,/恰似一道术后的伤痕,带着一抹愈合中的愤怒的绯红。/然后他把他的工具置于那女士的内地,/然后他开始挖掘这口井”——这尴尬处境最终导致了谋杀和近一百五十页的诗歌。)
  巴尔对新事物的呼吁从狭义上说与《诗歌》激进的起源相吻合。1912年在芝加哥创办《诗歌》的哈列特·莫罗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在世纪之交,“美国诗歌这口井似乎正日渐干涸,最糟的是好像根本没人在意。我正是要对这种冷漠宣战。我要用一眼新泉中汩汩的活水来为这呆滞的墨守陈规注入生机。”然而,尽管巴尔处心积虑地要把诗歌与当下流行的娱乐重新结合起来,莫罗自己作为一名受挫的诗人,当初的动机却是因为对主流的厌恶。她给诗人们寄去的杂志提供了“首先,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出名的机会,而且帮他们摆脱通俗杂志强加的束缚。也就是说,普通杂志必须迎合的是对诗歌不甚感兴趣的公众,而这本杂志是要吸引并培养一批从根本上对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一种最高级别的、对真与美表达最完整的一种艺术形式感兴趣的公众” 。初期的《诗歌》刊登过埃兹拉·庞德(当时住在伦敦,杂志创刊时的驻海外通讯记者)、H.D.及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诗,那时候他们都还是无名之辈。1915年,莫罗发表了才刚二十五岁上下的T.S.艾略特的一首诗,《J.阿尔弗莱德·普罗夫洛克的情诗》。她在文章中写道,“这些诗人涤除了维多利亚式的过火和孱弱——即过分注重老套的多愁善感,重复来重复去,净用些陈词滥调,措辞和手法都脱不开过时的公式。”东海岸的报纸取笑“猪肉城市的诗歌”这个想法,然而无论如何,《诗歌》成为了高度现代主义的象征,而莫罗是主要传播人。
  “美国现代诗的历史与《诗歌》在美国的历史几乎可以交替,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诗人A.R.阿芒斯曾经说。(戈温德林·布鲁克斯,詹姆斯·梅利尔,和约翰·阿什伯里都是《诗歌》发掘的诗人。)巴尔对《诗歌》辉煌历史的津津乐道可以理解,但他也公开地对它在当今时代对诗歌的影响表示不满,“当代的诗歌尽管流派各异,并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却仍然处于现代主义的阴影之下,”他这样写道,“它像个驱使着当代创作的引擎,还是个废引擎。”巴尔向往的诗歌比现代主义更主旨鲜明,更关注公众和热爱读者——是充满智慧的、个人的、有时还有意地带点隐晦的诗歌。“美国还没能产生诗歌界的马克·吐温,”他写道。作为鼓励,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奖励基金,款项为两万五千美元:马克·吐温幽默奖。比利·柯林斯成为第一位获此奖金的人,他是个谦恭而略微有些自我菲薄的前桂冠诗人,在与读者沟通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据其出版商说,他售出的书超过五万册。)许多方面上他体现了巴尔的理念。
  我最近看到的露丝·利里的照片上是一位年迈的妇人,漂亮的蓝眼睛,眼皮重垂,头发金黄蓬松,涂着口红。她带着大颗的珍珠耳环,穿着粉红色斑马纹套装,端坐在一株一品红前面。这幅照片印在《一本小小的书:露丝·利里诗歌及选文》的扉页。这本书的硬封面上包着灰色的布,上面是浮凸的金字,由巴尔的妻子潘妮·巴尔编辑,诗歌基金会出资非公开印制,在2005年8月利里女士九十岁生日那天呈献给她。集子所选的诗歌形式完美,语调哀婉,点缀着许多感叹号。许多诗表达的是因为渴望简单的生活(一幢田园小筑,一个从前的伙伴)却不可得而痛苦。有些诗署以笔名珍·马琦;其它诗包括她三十年代晚期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一首署名都是“R.利里”。
  露丝的祖父埃里·利里上校曾创建了一家制药公司,她是他惟一尚在的重孙女。她父亲是J.K.利里和母亲露丝·布林克米尔·利里育有两个孩子。她出生在小城闻名的家庭中,相当娇贵。据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载,大萧条也侵袭了她们家,并使她中学时一度辍学。虽然受到庇护,她还总是被每日变更线路的荷枪实弹的平克顿卫兵四处驱赶。——自林德伯绑架案以及对她表兄的威胁后,她更加与世隔绝。露丝十七岁时举家搬到了奥德菲尔茨,这是一座有二十二间屋子的法式庄宅,不过这里的一日三餐按照一位访客的话说都是“山地爱家人”式的:法式洋葱汤,羊羔肉块,还有草莓和奶油。她的卧室俯瞰着奥姆斯蒂德兄弟公司设计的一道冲沟。露丝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奇书善本收藏家,曾经给印第安纳大学捐赠了两万卷书和一万七千册手稿,从而增加了一个图书馆。1954年他建立了利里图书馆。(他还收集玩具士兵,各种木船,邮票;他收集了六千枚金币,现在属于史密斯学会。)根据露丝和她兄弟送给印第安纳玻利斯艺术博物馆的语音总揽介绍,为了保护隐私,她家建廊中厚厚的帘子总是拉得严严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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