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莱辛:“来”路多苦“辛”

作者:[美]约翰·伦纳德




  丹恩救起的溺水的雪地小狗也长着一双绿眼睛。救起它那天,丹恩带着这个沉甸甸、湿漉漉的小东西跋山涉水来到陌生人的小屋,整整一个冬日的夜晚,丹恩都把这个打着喷嚏不住哆嗦的小家伙紧贴在胸前,温暖它,这是世上除了姐姐以外他唯一珍爱的生物了。可这个人见人爱的小宠物也不得不时而“背弃”主人,转而去保护玛拉的小女儿塔玛以免她被绝望、疯狂、神经质的舅舅吓坏了。如此忠心耿耿的小狗儿难道不该有个比鲁夫更体面些的名字?
  丹恩、格里特、鲁夫,整队披着挂毯的士兵侵入了邻国的领地,并不是因为他们中有谁相信“公正、秩序、公平、仁爱”的处世原则这回能更为灵验,“一次又一次,人们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与希望,奋斗不止,可是无不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下场,眼看着座座城池沉入泥沼消失不见。”丹恩也不再相信“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就比“在黑暗中吹着彷徨的口哨”更有意义。不远处,另有人振臂一挥就召集了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踏上征途。这就是小说,人人各得其所。姐姐死了,文明灭亡了,从苏菲派升华的后视镜窥望出去,残存的我们变得越来越渺小。然而多丽丝•莱辛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生态系统、进化过程、大爆炸和无可预测的混沌宇宙,任谁也无法侵犯。她给我们的建议,就是昂起头,重拳出击吧!
  
  三、
  我曾见过一个成年妇女,她几乎什么都做,但别人仍对她有所期许和索求,仍想说服她继续付出:诚然,这样的女人是够大度的了;她的箱子、她的水井总是满满当当的,东西啊、水啊不断溢出。她很博爱——啊,是的,但她身体某处却已经觉得筋疲力尽了。这些她都明白,而且不想再揽什么活儿了——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知道自己是个源泉,从男人和男孩的眼里已看出了这点;除此之外,她一无是处。她也是这么想的——她还没有摒弃这种错觉。付出。再付出。正因如此,疲惫感才被抑制着没有显露出来。
  ——多丽丝•莱辛《幸存者回忆录》
  
  来看看莱辛的家族吧:修鞋的、在银行做职员的、当水手的、干实习医生的;有多才多艺的农场主,有人与画家康斯特布尔是兄妹,有人在滑铁卢战役的第一军团浴血沙场,还有个寡妇主掌一艘大游艇。多丽丝的父亲死于多尿病,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一条腿,可直到去世那一刻还念念不忘战场的壕沟。母亲是护士,一度梦想在交响乐队演奏钢琴,她“想要孩子,想在孩子们身上弥补她童年的缺失”。伴随着这些在大英帝国的殖民舞台上施展身手的小配角,多丽丝于1919年在克尔曼沙赫(伊朗西部城市)诞生了。当时家人正经历着一次噩梦般的旅程,乘油轮跨过里海,坐着虱子肆虐的火车越过饱经战乱的俄罗斯,前往“湿润、肮脏、灰暗、粗俗”的英国;他们乘船看着夕阳、海鸥和飞鱼绕过好望角,赶着牛驾着大棚车驶向罗得西亚(注:津巴布韦旧称。)那火红的天空和堆堆白蚁,那里玉米长势不好,烟草收成也令人失望,既没有发现什么金子,也没实现什么社会抱负。
  你知道吗,多丽丝曾在修道院学校读了四年,当时一见到圣水、念珠和圣铃她就给迷住了,于是立即改宗成为天主教徒。后来听母亲解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她又放弃了宗教信仰和钢琴。
  把宙斯的女儿阿特米斯月光女神看成作家吧,或把多丽丝看作月亮女神黛安娜:早在四岁,多丽丝就知道如何养兔子、给狗驱虫、搅拌黄油、做奶酪、制姜啤酒、猎珠鸡、踩高跷。不仅如此,她还读书——读狄更斯和路易斯•卡罗尔。在农庄,哥哥最得母亲宠爱,多丽丝郁郁不乐地出走,前往津巴布韦首都索尔兹伯里。在那里,她参加舞会,当办公室打字员,加入“左派读书”俱乐部,扩充了阅读对象,从劳伦斯、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到吉普林、奥莉芙•施赖纳。以前,多丽丝看《观察者报》,现在已改看《新政治家》了。之后,这个爱酗酒的新婚女人开始写她的第一部小说,那时她如同“晴天霹雳”般开始关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托斯妥耶夫斯基。再后来,她为了“热爱卡菲尔的”当地红色组织离开了“没有骨气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此同时也为了哥特弗雷德•莱辛(Gottfried Lessing)和革命抛弃了她沉闷乏味的第一任丈夫弗兰克•韦斯顿(Frank Wisdom)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哥特弗雷特,德国共产党人,是二战中身份特殊的敌人,雨云功夫极糟。“因为革命,我有义务和他结婚。我曾有想法把这视为我俩的一个戏举,但这不太可能。”至于和弗兰克生的两个孩子,多丽丝解释说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她必须离开他们;“一天,他们会为此感谢我的。我真的很诚恳。诚恳这东西,本身没什么可多言。”战争爆发后,哥特弗雷德,多丽丝第三个孩子的父亲,抛弃了家庭逃往东德。多丽丝震惊了,她没料到每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她都会生出孩子,于是她把输卵管结扎了。1949年,莱辛移居英国,次年便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
  多丽丝自传的第二卷《阴暗中行走》(1997)不如首卷《内在的我》(1994)有劲儿,其中唯一能撩起兴趣的恐怕只有关于她后来情人肯尼斯•泰南的叙述,说什么两人云雨时泰南没有使用刺激性欲的床鞭。总之,多丽丝可归于当时英国那批“愤怒的青年”,但其实她更喜欢与作家兼文艺评论家约翰•伯格结交。其他大人物也嘟嘟地响着喇叭大步走来——亨德•翠西(Honor Tracy)、伊莎•丹尼森(Isak Dinesen)、C. P. 斯诺(C. P. Snow)、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西欧般•麦克肯娜(Siobhan McKenna)、保罗•罗伯森(Paul Robeson)、布兰•登贝汉(Brendan Behan)、罗素、劳伦斯•奥立佛(Laurence Olivier)——都快让我们眼花缭乱了。还有精神快要崩溃、接受庸医(此人很可能是R. L. 兰恩)建议服用毒品LSD的美国作家克兰西•西格尔(Clancy Sigal),他曾送给多丽丝一盘爵士乐歌碟,在小说《金色笔记》中的梭罗•格林身上我们能看到他的影子。
  另外,为莱辛诊断三年的心理分析医师苏西曼女士,莱辛在《金色笔记》中也通过人物母亲西格记载下了对她的怀念。从犹太教转向罗马天主教的苏西曼女士是荣格理论的实践者,擅长为艺术家激发创作灵感。在莱辛身上,苏西曼发现了残存的心理学原型:“恋父情结”、“报复情结”和“纯爱情结”。苏西曼对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中两部都提到的玛莎那关于巨大的蜥蜴的梦情有独钟。之后,在一篇讨论英国作家劳伦斯•凡•普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与流放文学的文章中,莱辛指出“爸爸级人物荣格”与非洲大陆气质相似,因为“一望无垠的非洲以及大陆上种种无可名状的事物很容易就可以被归为让人生情的原型象征。”就民间智慧、仪式舞蹈以及集体无意识而言,荣格理论与主张禁欲主义的苏菲派的关系昭昭可见。
  在《阴暗中行走》这部小说中,仪式舞蹈指的就是莱辛与共产主义爱恨交织的故事,与其把这故事称为婚姻,不如把它视作一夜情。可以说由于任性执拗,战争期间莱辛独身一人地加入了共产党。1952年已在英国定居了,她还跟随旅行团游访了苏联,参观了那里的美术馆、圣巴西尔大教堂、集体合作社和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为了面子也参加了苏联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聚会,挨家挨户地卖《每日工人报》,并一如既往地以完美女主人形象多次主持了家中召开的愚昧冗长的作家协会沙龙。最后,大概是1957年,莱辛终于退出了共产党。在这之前,保加利亚推翻了共产党,苏共二十大召开;俄塔斯社帮她支付了重访非洲的所有费用;玛莎•奎斯特系列小说之一《风暴的余波》出版,小说中莱辛冷酷无情地揶揄了其津巴布韦旧日的共产党盟友;她还和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多次通信,为了不给恶毒的右翼分子留下幸灾乐祸的笑柄,她对通信一事缄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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