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梦幻王子

作者:迈克尔·吉布森




  译:姜向明
  文:[比利时]迈克尔·吉布森
  
  云, 多姿多彩的云……
  
  奥迪隆·雷东(1840-1916)这个名字会让人想到一幅幅神秘的画作,充满奇异又强烈的色彩。光洁的粉彩中一朵大红的罂粟花赫然在目,周围只有一团花束的黑暗轮廓,《向达·芬奇致敬》凭借它那随意的风格与让人难忘的色彩向人们展示了一位艺术大师的风采。雷东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黑白的——炭笔画与石版画刻画出无数阴沉的形象,有时奇异,有时可怖,仿佛来自遥远的梦境——这些作品广为人知。你也许会惊奇地发现雷东的画作明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在五十岁前阴暗沉郁如夜歌般的风格几乎成了他无法自拔的迷恋。然而,在大多数画家早已功成名就完成了他们的大作的年龄,他的画风却出乎意料地陡变出一种光亮鲜艳的色彩。色彩的巨变完全改变了艺术品的氛围,揭示了艺术家最后二十六年的幸福生活。
  雷东是纯艺术家的典范,而艺术家在本质上与鉴赏家是不同的。一件艺术品只能在我们的精神与情感可以接受可以呼应的范围内影响感动我们,而艺术家追求的是对深埋内心的失落感和敏锐的不适感的宣泄与补偿。被一种存在的焦虑所驱使,这种焦虑的性质不在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这些艺术家们超越了芸芸大众,尽管他们依然感觉失落,这种失落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雷东这样写道,“前者通过艺术表现他所经历过的真正的痛苦,而后者只是在艺术中寻求愉悦。”
  奥迪隆的父亲贝特朗·雷东(1798-1874)是波尔多本地人,在青年时代去了卢易斯安那淘金,“他是个安居乐业的人,他拥有许多黑奴,”雷东用他那惯常的简洁文笔写道。“他专横傲慢,个性独立,有时粗鲁,在他面前我总是簌簌发抖。”可正是这个男人,将少年雷东领入一个幻想王国,使他的作品从此刻上暧昧混沌的烙印。“我父亲常常对我说:‘看天上的云,你能认出它们瞬息万变的形状吗?’接着他就会向我描摹它们奇异的形状,那些超自然的奇妙的图像。”在严厉的外表下隐藏着父亲对他深深的爱,在1868年的一封信的结尾,他父亲这样写道:“你父亲永远爱你,尽管他从不表露出来。”
  在美国,贝特朗·雷东与一位法国女人结了婚。五六年后他带上全家又回到法国,日后雷东回忆说他可能就是在大西洋上航行的一艘轮船上出生的,照他自己的说法:“那里不是故乡,只是一片无底的深渊。”这样的说法既不浪漫也不自恋,因为雷东确实是个失去精神家园的孤独的人,他只能面对自我的心灵深渊。但他并不是出生在海上,而是在他们抵达欧洲后的数周,在1840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尔多。
  这个脆弱的孩子很快就被寄养在一个住在乡下的保姆家里,后来又被一个好心的叔叔收养,他们一起生活在靠近里斯特哈克的皮耶勒堡的家族庄园里。那是坐落在一个阴郁地区里的一所荒凉的庄园,周围是些早已荒芜的葡萄园。“这片荒原……这些孤独的人们,”雷东这样形容他的故乡,“这里沉积了太多枯萎的灵魂,太多的历史与传奇,太多的精灵。”
  在这个岑寂的地方,“松树不断发出沙沙的悲鸣”,“路过的牧羊人无不神色阴沉如死者,他们眼睛朝下看着道路,好像对自我和这片土地都已失去了希望。”这样的陈述来自作者的生活体验,但同时也反映出少年雷东那敏感而忧郁的性格。在他一些画作上出现的伤心面孔就来自这个时期,然而在他的内心他深深地爱着这块地方,他承认皮耶勒堡对他的少年、青年乃至整个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最初的十一个年头,身边没有父母双亲,也没有兄弟姐妹(他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兄弟)。他的回忆录告诉人们他的童年就是在白日梦中度过的,“看着一辆辆马车,有时还有牛车驶过,如此单调,如此平和,如此迟缓,如此麻木。”他就是在这样一种沉思默想如昏睡般的状态下观察着周遭的景物。
  由于他体弱多病,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精神脆弱”,雷东直到回到父母身边后才进学校读书。当时的雷东似乎把他所有的忧思和热情都寄托在那无尽的流云上,“我会花上几个小时,有时是一整天,躺在乡村广阔的草地上,看着天上的云彩不断地变幻,享受着一种如童话般的无尽的乐趣。”
  这样一个如孤儿般的童年,一直持续到十一岁,培育出了一颗忧郁的灵魂。这样一种环境可能造成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持续抑郁,但雷东凭借他那内在的丰富对抗住了命运。
  雷东一家从美国回来后定居在波尔多的圣瑟兰区,该区以建筑风格别致的圣瑟兰大教堂而闻名于世。这个教堂有着拱顶繁复的前廊,雕刻着妖魔的柱石,灰暗如鬼魅般的尖顶,还有最离奇的地窖。走下已破旧不堪的狭窄石级,可以看见一个地下的教堂。两排矮柱,鬼斧神工般的雕顶,下面安放着的是一位圣人的石棺。每年春天(在5月16日),虔信的母亲带上孩子来到这里,企望圣人给予他们力量与健康。少年雷东就是在这里初领圣餐,而且据他自己的回忆,他还是这个教堂的“狂热朝拜者”。
  那次初领圣餐对雷东来说还有其他的意义,在他六十岁时,这个保守的老男人在他的日记里坦言:“我喜欢少女,我从她们的脸上看见优雅的女性痕迹……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看见女孩子就会激动不已。第一次是在我出生的院子里,那是个金发姑娘,大眼睛,穿一身薄纱长裙。当她那长长的卷发在我身边不经意地拂过,我浑身上下仿佛被电着了。当时我十二岁,正准备领受我的第一次圣餐……”
  雷东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作画,在艺术上他是早熟的,十一岁时他的画就已经获奖了,而当时他甚至还不识字。他十五岁时在业余时间参加了画家斯坦尼斯拉斯·高兰的绘画班。“他是位出色的水彩画家,也是位真正的艺术家。他教育我的第一句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就是说我也是个艺术家,他告诉我不应该允许自己的任何一笔画没有头脑与心灵的介入。”大师与弟子在一间画室里度过了许多时光,那画室就设在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中央。
  到了雷东十七岁时,他的父母决定让他去学建筑。他花了点时间跟着一位建筑师学艺,就这样在参加“所谓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之前他学习了几何画法,也画了一些建筑草图,可是他没有通过美院的口试。这段学习建筑的经历对他今后的绘画事业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自己更能够对现实的和虚幻的图像进行排列,从而给予我的想象力以逻辑感。”
  二十四岁时,雷东终于被准许进入学院派画家莱昂-热罗姆(1824-1904)的教室,进入了“所谓的巴黎美院”(这是雷东偏爱的说法)。年轻的雷东在痛苦的忍耐中竭力去适应这里的环境,“这个老师令我饱受折磨……很显然他的教育方法就是将他对绘画的理解强行灌输给我……或者说是让我放弃自己的艺术……他对我的批评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每次他走到我的画板前都会引起教室里一阵骚动。”雷东眼里的现实是不确定的、朦胧的;而热罗姆要求的是明确的轮廓。对雷东来说,这简直是无法忍受的,“我感觉到的只有事物的阴影,以及它内在的深度。所以我的轮廓线必然都是抽象的。”
  在忍受了整整一年的折磨之后,雷东在1865年回到波尔多,此后结识了一位像他一般单纯的人物罗道夫·布雷斯丹(1825-1885)。这位浪漫的雕塑家,照雷东的形容是“既高贵又普通的人”。当时的布雷斯丹住在这座城市的“废墟部分”,地址是狮坑大街,这条街现已被彻底铲平。布雷斯丹一生穷困潦倒,就连他的住址(狮子落入坑中)都带着一份苦涩的幽默。
  布雷斯丹教雷东画铜版和石版画,“他非常尊重我的独立见解。”所以,雷东的第一幅铜版画(《浅滩》,1865)署名为“雷东,布雷斯丹的学生”。同时布雷斯丹还为他开启了一个想象的世界。“有次他温和地对我说,看看这根烟囱,你看见什么了?对我它代表了一段传奇。如果你有足够的力量去发现去理解,从它这里你就能想象出最离奇古怪的故事;而如果你的想象紧紧扎根于这根普通的烟囱,那么你的想象就是有生命力的。你的想象就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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