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作者：李景和
点中的合理因素和美中不足之处，并由此反思、修正、改进或完善自身的观点，才可能在较高层面上取得某一种共识。
(1)分析“编辑活动”说从研究者本身的专业背景、观察事物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等主观构成因素分析，阙道隆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编辑学家。起初，他对实际的编辑工作过程及图书类型进行研究，“力求对实际编辑工作中的经验体会做出初步的整理和概括”，1986年他主编了《实用编辑学》一书。继而，他对书籍编辑学进行理论研究，对过程说、关系说、规律说等诸多观点，进行分析和梳理，得出共同点就是“编辑活动”这一概念，认为“编辑活动是编辑学独有的研究对象”，并于1996年与徐柏容、林穗芳先生合作撰写了《书籍编辑学概论》一书。然后，以“编辑活动”作为核心概念，构建了普通编辑学的理论框架，2001年发表了长文《编辑学理论纲要》。他从编辑实践经验出发，从对实用编辑学进行研究，到对书籍编辑学进行研究，进而构建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不断地提升理论层面，始终都以不同范畴的“编辑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编辑活动”说，以编辑实践活动作为编辑学研究的出发点，以指导编辑实践活动作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落脚点，可以说抓住了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之所在。《纲要》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过程中来确定编辑活动的地位、作用，以编辑活动为核心概念构建编辑学理论框架，在中国编辑学会主持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得到多数专家的赞同，林穗芳、徐柏容、王振铎、赵航等专家撰文给予较高的评价。
然而，阙先生从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来确定编辑活动的所在位置，以编辑活动作为构建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也存在美中不足之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编辑活动”这个概念比较抽象概括。这个概念的外延可以涵盖古今中外一切编辑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相互区别；但是相对而言，其内涵提供的信息则比较少。尽管阙先生认为“编辑活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本身不需要解释；然而有些研究者却认为语焉不详。例如，批评文章就对“编辑活动”等概念的内涵提出一系列的质询。当然，这些质询是由批评文章自身观点起着主导作用，然而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这些概念本身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笔者认为，以“编辑活动”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作为构建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应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从社会生活环境大背景着眼，回答构成“编辑活动”的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等诸要素，揭示“编辑活动”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制。
(2)分析“信息三化”说从研究主体的专业背景、理论视角、思维方法等因素进行分析，《导论》一书和批评文章的第一作者任定华先生，是长期从事高校学报和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编辑学家。高校学报和自然科学学报的办刊宗旨，要求编辑人员特别关注学科发展前沿信息和知识。他以“信息、知识”作为切入点，把“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作为编辑的研究对象，也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构建了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信息、知识”是编辑行为对象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是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贯穿于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全过程中不同阶段，并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质量形态。把“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作为编辑和普通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使人们对“信息、知识”在创作、编辑、传播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及其质量形态变化，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然而，把编辑的研究对象等同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在思维方法上存在误区。首先，从概念上讲，编辑的研究对象既有所编辑的有关学科的“信息、知识”，也有编辑学科的“信息、知识”；而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则应为有关编辑行为及其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的“信息、知识”。所编辑的有关学科的“信息、知识”，不等于编辑学的“信息、知识”，两者分别属于不同学科。例如，古代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们既是有关学科领域的大家，又是业绩卓著的编辑家。他们研究的对象既有社会人生方面的“信息、知识”，也有编辑理念和技艺方面的“信息、知识”。可见，编辑所研究的“信息、知识”领域远远大于编辑学研究的“信息、知识”领域。《导论》把编辑的研究对象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诚如答辩文章所言，把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无限扩大了”。《导论》所谓的“信息、知识”是从所有学科内容和载体形式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普遍概念，可以泛指所有学科领域和载体类型的“信息、知识”。以“信息、知识”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那么编辑学就成为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其次，从创作、编辑、出版、传播全过程讲，“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不限于编辑阶段。就创作阶段说，作者通过创造性思维，把有关“信息、知识”系统化，即有序化；接着，把这种系统化的“信息、知识”负载于某种物质媒体，即媒体化；然后通过投稿或其他方式在社会中传播，即社会化。可以说“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的提法，未能把“编辑活动”从创作、编辑、出版、传播的全过程中截取并分离出来，未能揭示出编辑行为不同于创作行为的本质特征。以“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作为构建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强调的是“信息、知识”的基础地位，以“物”为本位，“物质第一性”；然而忽视了在创作、编辑、出版、传播全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从现象上讲是“信息、知识”运动变化，而其实质是创作者、编辑者和传播者行为使然。简而言之，“信息、知识”质量形态的变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化的结果。分析编辑行为的构成要素就可以发现，“信息、知识”仅是编辑行为的对象之一，而不是编辑行为对象的全部，编辑行为对象还包括“信息、知识”的创作者和“信息、知识”的接受者。仅提到编辑行为的对象之一“信息、知识”，单纯地强调编辑对象中“物”的因素，而未提及编辑行为的运行系统中其他构成要素，如编辑主体、编辑行为等，就相对地忽视了‘人’及其“行为”的因素。仅就编辑过程而言，“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应是编辑主体的行为作用于对象的结果，恰恰是编辑主体及其编辑行为决定着对“信息、知识”的处理方式及其处理结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编辑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必然结果，是编辑主体及其编辑行为所追求的目标。所以，笔者认为仅研究编辑对象之一“信息、知识”质量形态变化，而不明确提及其他构成要素，如编辑主体、编辑行为、传播媒体、社会效果等，就不足以揭示编辑行为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
最后，“知识有序化”的提法在逻辑表述上有些自相矛盾。《导论》把“信息、知识”平列并举，旨在列举信息的不同层次，特别强调知识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以便与反映事物现象的信息相区别。这正如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