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中国经济：从大起大落到“软着陆”
作者：邱 路
资规模比上一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同期的工业总产值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也分别降为11．5％和6．1％，经济过热又被压下来了，供求又比较平衡了。
问：这次调整，应该说还是比较及时、有效的吧?
杨：应该说是这样。只是可惜，很快又被否定了，反而出现了更大的反复，这就是第四次，即1958—1965年间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1956年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反冒进的做法，毛泽东当时没有明显表示反对，但在1957年秋天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即公开批评反冒进。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的批评大大升温。很快，“大跃进”的口号提出来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进到了近乎疯狂的高热状态。还未到1958年底，其实就又不平衡了。本来是个丰收年，农民都去搞土法炼钢，吃食堂，粮食反而紧张起来。1959年，党的领导层，包括毛本人在内，本来都认为应该调整了，但一个庐山会议，反“左”变成了反右。紧张局面不仅没有得到调整，反而进一步加剧。到1960年，国民经济终于转不动了：粮食供应出现大量缺口，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政府财政出现大量赤字，一向严格控制的物价也压不住了。记得1960年的全国计划会议，整整开了80多天。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虽然形势很不好，可是大家都怕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制定计划时不敢实事求是，总想等下面能报上来一些反映速度回升的乐观数字。但等来等去，等到年底，下面报上来的情况反而更糟，不仅人缺粮，有的地方甚至连耕地用的牲口都养不活了。不得已，才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方针执行得并不得力，以致1961年农业继续减产，并导致一些地区因粮食缺乏，出现老百姓大量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工业也因为“大跃进”，许多机器连续几年超负荷带病运转，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难以为继。最后，还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才将这股“左”风刹住。经过随后召开的中南海西楼会议具体部署，八字方针才真正开始贯彻了。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1960年降了五分之四还多，工业总产值的绝对数降了将近一半，职工人数也减少了两千万。经过长达三年时间的调整，到1965年时，整个经济才基本上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商品供应有所改善，物价也比较平稳了，人民生活开始有所好转。
第五次是1970—1972年。“文革”前期，即1966—1969年，整个生产建设差不多处于半瘫痪状态。1969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以后，1970年又开始摘起了所谓的“新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问题又出来了。到1971年，国民经济就出现了“三突破”，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都大大超过预定计划，导致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1973年又开始搞整顿。在“文革”那种条件下，整顿也只能是临时缓解一下紧张的经济形势，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混乱的局面。
第六次是1977—1981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大家在必须大力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但由于当时领导人的错误判断，又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搞起了“洋跃进”。1978年初，华国锋在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的建议下，拟定了一个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提出在1978—1985年间，应使基建投资规模达到过去28年的总和；不充分考虑国内资源和资金技术条件与引进的配套能力和还债能力，盲目主张利用外资来建设十个鞍钢、十个大庆和十个开滦。这次“跃进”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经过1979—1981年的调整，经济关系才又趋于平衡。
问：上面这六次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都是在我们进行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可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为什么还会接连几次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杨：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二蹴而就的事，这要有一个过程。到1984年7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的经济改革的重点才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就在这之后，即1985—1987年，又出现了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当时，一方面是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一方面是金融秩序出现了混乱。这后一方面的原因，虽然属于技术性的决策失误，影响却很大。当时为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国务院正酝酿对财政金融的控制办法进行合理的改革，这本来是正确的。但银行的改革措施，却在1984年还未结束前就宣布，次年的信贷资金以1984年的实际贷款余额为基数。这样一来，许多金融机构为了扩大次年的信贷资金数额，就抓紧年底时间竞相发放贷款。劳动部门也于同时提出了国营企业以后可以以1984年实际工资总额为基数，根据当年效益情况浮动发放工资。结果各企业也乘机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和补贴，以扩大基数，又造成企业工资增长严重失控，消费基金急剧膨胀。1984年全年因此增加货币投放量262亿元，其中40％以上都是在12月份投放的。这就使1985年上半年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猛增起来，工业产值也比上年同时期增长了20％以上。为此，1986年又开始调整。由于这次调整动作比较缓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搞“一刀切”，到1987年，过热的问题基本得到控制，而速度并没有过多掉下来，应该说效果不错；如能进一步调整到位，把计划搞得稳一些，适度从紧，当可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八次是1988—1991年。本来，1987年的经济调整尚未完全着陆，经济运行仍然有些偏热，而当时的领导人却又对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1988年初到南方视察时，又提出东南沿海地区应该尽快搞成“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把地方的投资热情和大办开发区的热情刺激起来。第二季度又提出价格改革攻关的问题，并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通过决定，发表公告，公开宣布价格改革的目标是要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与此同时，又放开了高级烟酒的价格，一瓶五粮液从十几元涨到150元以上，茅台酒从二十几元涨到200元以上，中华烟等高级烟的价格也都上涨了几倍、十几倍。群众马上产生了恐慌心理，到处抢购各种商品，甚至连食盐也成麻袋成麻袋地往家扛。特别是在金融方面，这年6月的通货膨胀率已超过10％，而银行储蓄的年利率只有7．2％，不少部门的同志都提出应当赶快提高存款利率，以回笼货币，避免存款滑坡，但上面顾虑到工商企业的承受能力，迟迟做不出决断。到7月底8月初，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15％左右，才决定将银行利率上调，但也只上调了1．44个百分点，根本不解决问题，从而出现了挤兑银行存款的现象。不得已，政府于8月中旬宣布实行保值储蓄，才扭转了物价上涨率和通货膨胀率倒挂的问题，银行存款才重新开始回升，金融才趋于稳定。
鉴于1988年经济严重过热，这一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