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中国经济：从大起大落到“软着陆”
作者：邱 路
中央工作会议决定1989年进行治理整顿。但是，由于当时我们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计划经济，治理整顿的措施还是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求很急，力度很大，致使生产很快大幅下滑。到1989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就出现了负增长，市场疲软，产品销售不畅。国内生产总值1989年只增长了3．9％，1990年只增长了5．3％，1991年也只达到7％多一点；基本建设投资按可比价格计算，1989年比1988年减少了近30％，1990年比1988年还少15％左右，1991年也没有完全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这样连续三年比较低速的增长，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不少问题。主要是：
第一，国有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国有企业本来效益就低，经济增长速度下来后，东西卖不掉，生产又不能停，人员不能裁，转产做不到，结果是库存大增，负担加重，亏损企业的比例从不到20％，增加到了“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潜亏，只有三分之一盈利。
第二，三角债大增。过去企业间三角债不多，治理整顿后，由于速度下来了，群众收入得不到较多增加，商品卖不动，企业还要继续生产，以致使用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工业企业与商业之间，开始形成大量三角债。到1991年，三角债最多时竟达到3000多亿元。
第三，就业压力加大。当时虽然已经有了破产法，治理整顿本身也要求调整结构，一些产品没有销路、经营亏损的企业本应停产破产，但这在国有企业根本做不到。当时全由国家把它们包下来，国有企业职工还没有下岗一说，实际上不少工厂的职工已经无事可做。而非国有企业这一块，则大量减员。这三年，光压回去的农民工就至少有1000万人。
第四，许多产品供大于求，库存猛增。这三年至少增加了一千亿以上的库存，有用的资金、能源和原材料被大量占压。而当时有的同志还习惯性地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出现供大于求，相信库存多了是好事不是坏事，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即所谓要发挥商业、物资部门的“蓄水池”作用，结果多“蓄”了一两千亿，到现在也没有完全销出去。
总起来说，这次治理整顿措施还是得力的，有效的，很快消除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绩不小。只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它的负效应也很大。
问：这恐怕很难说是一次成功的宏观调控。随后又出现了新的大起大落，这就是第九次吧?
杨：是的，这发生在1992年到1997年之间。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使国民经济又重新启动起来，很快摆脱了低速增长的局面。但当时我们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尚未解决，稍一放开，很快又引发了“四高、四热”，即高投资规模、高货币信贷投放、高工业增长、高物价上涨和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1993年上半年，货币比上一年同期多投放了500亿元，而银行存款却比上一年同期少增加200多亿元，3月份物价涨幅已超过两位数，5月份35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已接近20％，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比上一年同期更上扬了43％之多。因此，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这一次有了一些经验，反应得很快，从1993年下半年起政府就针对经济过热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这一次调整与1989年尤其不同的是，政府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由于较多地利用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物价指数下来了，市场范围却没有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了，长期难以解决的价格双轨制问题顺利地解决了；所有制改革也不断发展，非国有经济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在物价指数逐步回落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还没有过多地下滑。因此，这次的宏观调整，是历次经济调整中效果最好的一次，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
我国经济为什么总是大起大落?
问：所谓“硬着陆”、“软着陆”，能否请您解释一下。杨：这是形象的比喻。所谓“硬着陆”，就是一下子从空中摔下来；“软着陆”，就仿佛是坐飞机或用降落伞下来。“软着陆”是把过热的经济凉下来，但又不使其过冷，即将高速度、高通胀变成高速度、低通胀，既把物价上涨幅度压下来，又使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而“硬着陆”则是把高速度、高通胀变成低速度、低通胀，结果是物价压下来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也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我们上面谈到的九次经济调整，除了建国初的那一次可以说是“软着陆”，1987年那次是还没着陆就又“热”起来了以外，只有最后这次可以算是“软着陆”，其余六次差不多都可以说是“硬着陆”。这几次“硬着陆”，虽然由于物价是国家控制着的，从物价指数上反映不出来，但经济增长上的大起大落，是很明显的。
问：那么，我们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现在变成一位数的经济增长，这是否又过冷了呢?
杨：对经济增长数字要具体分析。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个数字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因为基数很大，年增长率相对就较小，每年只增长2—3％也并不意味着陷入困境；相反，我们国家由于经济基数相对较小，增长率就不能太低。10年以前如果每年没有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多大的发展；近几年虽然基数已经大了不少，但经济增长率如果降到百分之五六左右，整个经济就会感觉相当困难，过冷了。
问：为什么人家每年增长2—3％不困难，我们增长5—6％还很困难呢?
杨：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经济的基数比人家小很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和国外的计算方法不完全相同。同样是年增长率，我们是按可比价格法计算，他们是按指数法计算；我们的数字是把全部增加的库存都计算在内，而他们只计算合理库存，像我们因产品卖不出去而积压下来的那部分库存，他们是不计算的。光是这后一项，每年我们的数字和国外的数字就差了不少。像前年，全国企业因产品卖不出去增加的库存差不多有一千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本身就近两个百分点；去年工业增加库存七百多亿元，粮食增加库存几百亿斤，建筑业商品房的空置增加一千多万平方米，这些加起来，估计也有一个多百分点，而它们都是些尚未实现、甚至有可能根本实现不了的价值。因此，我们5—6％的增长率，只相当于国外统计的3—4％左右。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包括与国外不可比的大约两个百分点在内，一般认为应该是在8—lOOk之间。高过10％，经济就可能过热；低于8％，就会比较困难。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就是这个道理。
问：从您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几乎是周期性的波动之中。而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或者叫大起大落，似乎多数情况下都同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特别是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