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中国经济:从大起大落到“软着陆”

作者:邱 路




  如何从发展速度评估经济形势?
  
  问:您上次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经过的谈话发表以后,引起很好的反响。这次我们想请您谈谈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问题;谈谈这个问题与物价、就业等问题的关系。这些既是人们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又是很值得回顾的历史问题。
  杨启先(以下简称杨):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多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大起大落的现象。涉及到每一个人,由于经济起落所受到的影响不同,感受也就会不一样。不同的个人感受,会形成对国家经济形势的不同认识。但要正确认识经济形势,是不能单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至少要从以下四个大的方面来看问题。一要看经济增长率;二要看通货膨胀率;三要看失业率;四要看国际收支是否平衡。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好,主要就是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的,除就业压力较大以外,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好的。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反映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实力如何;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反映着它的经济稳定性如何;从失业率的高低,可以看出它的社会稳定程度;从国际收支平衡与否,则可以看出它的国际信誉和支付能力。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的。失业率高低与经济增长的快慢关系密切,经济增长快,建设规模大,失业率相对就低。通货膨胀率低,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生产成本一般就比较低,竞争力就强,进出口即国际收支就好。反之亦然。
  另外,我们看经济形势,评估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可以换一个角度,那就是看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格局是怎样的。不管哪个国家,经济发展都脱不开下面这四种格局:
  第一种格局,经济增长率高,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很高,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过热,通常很难持久,就像我们1985—1988年和1993—1995年那样一种情况,最后必须搞调整。
  第二种格局,即经济低速增长,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很低,许多发达国家如欧美、日本等国目前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而我国1958—1978年的大多数年份基本上也是这样。不同的是,欧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经常在2—3%左右)、通货膨胀率低(经常只有1—2%),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已经很发达了,基数大,增长难,经济管理也相当成熟;我们过去却是在经济落后、基数很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过低(20年平均只有5%左右),使国力长期得不到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何况我们的低通胀其实还是人为的,即价格全部由政府控制,并不反映真实情况。
  第三种格局,即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却很高,这是最糟糕的,往往是经济出了大问题,像70年代拉美国家、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实际收入会大幅下降,生活会很困苦。
  第四种格局,是经济高速增长,而通货膨胀率却比较低,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格局,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德国,和六七十年代到前几年的所谓“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就是这样。当然,这种格局也是最难做到和最难长期巩固的,但它无疑是所有国家都想追求的一种经济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反复的探索与实践,应该说我们今天基本上实现了第四种经济发展的格局,即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它不但标志着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们经济的宏观调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标志着我们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证明了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的说来确实是好的。
  
  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是一个历史现象
  
  问:肯定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绝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总是表现为大起大落,或叫忽冷忽热,热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冷的时候又骤降到5%以下,这是为什么?
  杨: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现象,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它其实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具体说来,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算上建国初的那次调整,这种大起大落已经有九次之多,平均五六年就要来一次。
  第一次是1949—1952年。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恶性通货膨胀的烂摊子,由于连年战争、生产停滞,以及新政府为了应付全国解放战争的需要多印了钞票,使全国物价大幅上扬,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但从1950年初开始,中央就着手统一财经、平抑物价、调整经济,通过政府一系列有效的经济和行政手段,不仅稳定了市场,而且使国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到1952年,经济水平就超过了历史上最好的1936年,物资供应丰富,物价也趋于平稳,意想不到地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记得当时有些商品甚至还出现了暂时的供大于求的情况,生产资料如生铁、水泥,生活物资如棉布、食油、食糖等,都多了。1952年还与苏联签订了长期协议,决定一些物资每年出口苏联多少。1953年初,因为一些重要商品如油、糖等占压资金多,商业部门甚至提出了“泄肚子”的政策,主张想办法把它们尽快销出去。这都说明这次调整是很成功的。
  第二次是1953—1955年。全国经济恢复了,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决心搞大规模经济建设。由于缺乏经验,大家都想大干快上,在编制计划时,把前几年财政结余的、实际上已经开支掉了的30多亿元,统统用作了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结果导致1953年的工业总产值在1952年比上一年已经增长了29.9%的情况下,又增长了30.3%;基建规模也超高速增长,在1952年已经比上一年增长85.6%的基础上,1953年又增长了107.6%。这样一来,刚进入第三季度就出现商品短缺和财政大量赤字的情况。像大家所熟知的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就开始出现供应紧张的状况。政府不得不从1953年秋天起,陆续对粮、棉、油等实行了统购统销;从1954年开始,更进一步运用行政手段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工业增长速度。结果,1954年的基建投资比1953年仅增长9.54%,1955年又压下来8个百分点,仅增长1.3%。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1954年和1955年也分别比1953年下降了一半左右和60%以上。
  第三次是1956—1957年。1954—1955年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工业增长速度,虽然使国民经济开始进入平稳运行状态,但毛泽东对此并不十分赞同,1955年下半年不仅做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进度的决策,而且专门写文章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于是,国务院各部门都纷纷修改原来的“一五”计划和指标,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一下子就上来了,比1955年完成数增加了50%多,结果又造成了供求关系新一轮的紧张局面。鸡蛋、猪肉、豆腐、豆芽等都不好买了。当年秋天在中共八大上强调要反对冒进以后,经过调整,1957年基本建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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