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作者：于光远
康生把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句中间加上“始终”两字，就把毛的观点“搞得面目全非”。我认为加上两个字固然很糟，不加这两个字也未必正确。胡乔木这篇文章就写在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不到两周，也可作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不易的一个例证。
关于农业的议题
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第一个议程农业问题，是出席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外地来京的干部对农业的实际情况很了解，知道当时我国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的农业向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强调了农业，丢掉了甚至破坏了林牧副渔和农村工业运输业。在农业中强调了粮食，丢掉了甚至破坏了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就是粮食，也因为搞“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批判“唯生产力论”、瞎指挥等而上不去。可是又不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搞得不好，就向自然灾害、中国人口多来推。“四人帮”粉碎后的两年中，情况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好转。在农村工作中，人们思想上受到的束缚仍很严重。会议准备的两个文件和纪登奎所作的说明，大家都不满意。不但地方“各路诸侯”，就是部队的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同志，其中不少人也做过地方官或者管过农业，讲起农业问题来都忧心忡忡，滔滔不绝。从简报中看，各组情况都是这样。
就我们西北组的讨论来看，在农业问题上发言很普遍。其中讲得比较系统的，我记得一是甘肃的李登瀛(在1956年制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时，他以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名义参加了范长江和我负责的十人小组)。他是个老农业工作者，在会上全面地讲了对农业问题的意见。二是江一真，在当卫生部长前，他在河北省担任省委书记，对农业问题熟悉。三是肖华，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他在兰州军区接触西北好几个省的农村，对农业情况很熟，发言中对我国农业为什么十多年来停滞不前、处在落后状态，作了很周到的分析。四是李人俊，他从国家计委的角度对会议提出的文件提出意见。此外如宁夏的邵井蛙，陕西的李瑞山、王任重，甘肃的宋平，青海和新疆军区的刘震、郭林祥、赵海峰等等，都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对农业文件提出了意见。我过去也参加过农业文件的起草，对农业问题有不少看法，也讲了一大篇。大家都表示对会议发给讨论的那两个文件不满意。
胡耀邦对农业问题特别关心。他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决定性的环子。他说文件不能解决问题，一是对关键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文革”时期使我们元气大伤，劳动力的体质差了，积极性也差。农业要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不能充分发扬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我听出来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虽然没有明说，也已经呼之欲出，似乎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了。胡耀邦还就“农业”的基本概念讲了一篇有深刻见解的话。他不同意有些人以我们中国用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同时他认为我国的耕地面积比统计上来的要多得多，农民的积极性起来后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我觉得他的话是针对那些掩盖农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力图粉饰太平的人说的。我对那种粉饰太平、自我安慰的人也很反感，因此觉得他讲得特别好。在讲“吃饭”这个概念时，他讲了个有趣的故事：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同一位老同志去苏联访问。苏联党的领导人请他们一行吃西餐。侍者端来第一道莱时，那位同志不吃，在上第二道菜时，把第一道菜端走了。结果一道一道莱端上来，又一道一道地端走，他等着饭来，结果没有饭，饿了一顿。在西北组讲的这个笑话，我至今记得。他用这个故事说明，由于闭塞，不少人对什么叫“吃饭”也理解得很狭窄。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就只有靠种粮食，不知道发展多种食品的重要性。可是，他讲的这个道理不但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解决，“以粮为纲”这样的说法长时期没有松口，似乎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我们还有粮食等同于食品的看法。联合国的FAO(食物与农业组织)，国民党译作“联合国粮农组织”，新中国成立近五十年始终没有改。胡耀邦发言提出的两个问题，都是那时农业中的关键问题。
还有一个进口一些粮食来缓和中国当时粮食紧张的问题。这个问题姚依林有一个很好的见解。他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说，今年进口了一千二百万吨粮食，一百万吨是转口的，一千一百万吨供应国内市场，可以缓和农业形势。他主张明年进口一千八百万吨，这样棉花、油料和糖料生产就可以恢复，饲料问题也就可以解决。
在讨论农业问题中，西北组的同志们七嘴八舌，意见很多，11月19日推举成立了胡耀邦、王任重、江一真、李登瀛、于光远五人组成的小组，根据会上的讨论对两个农业文件提出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这个意见四天后写好送中央。我记得这是会议统一布置的，各组都有这样的任务。可是最后文件整理成什么样子，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上面我只讲了西北组的情况，从简报中看到，别的组大体上也是这样。特别是西南组赵紫阳对农业问题发言很多。各组发言的基调差不多，总的说来对会议提出的两个文件普遍认为不解决问题，可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主张又不敢在会上公开提出来，估计通过不了，于是文件难产。这种情况引起华国锋在11月25日大会上说了那样一段话：“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稿子较好。”我知道胡耀邦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在这个会上搞出一个好的农业文件。会议开幕后不久的一个下午，胡耀邦把胡乔木和我找在一起谈农业文件问题。他讲了一遍要把农业文件搞好的道理，并且希望胡乔木来主持起草工作。胡乔木不赞成胡耀邦的看法，而且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二胡之间争了一番，谁也没有说服谁，可是由于胡耀邦的坚持，胡乔木最后勉强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研究农业问题上，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投入的精力、时间不少。我虽然没有参加农业文件的起草工作，但还是听到看到不少情况。我知道除了胡耀邦之外，赵紫阳对这个文件的起草起了重要的作用。胡乔木在我面前还不止一次赞扬了赵紫阳。我也知道好几位同志在分组会没有发表的观点，他们对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也有微词，他们也讲了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同这些同志的交谈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