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作者：于光远
看出，要在这个会议上搞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农业文件，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由于大家聚在一起，交流了看法，对今后该怎么做心里更有底，因而最后形成的农业文件究竟是什么样子，反倒成为并不很重要的事情了。如果不能令人满意，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我手边没有最后发出的那个农业文件，但是它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三中全会公报中有关农业政策的一段文字看出来。那段文字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从这段内容看，大部分规定是好的，但只是些一般的原则，即便做到了，能起一些好的作用，也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而“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那样的话，是很保守的，没有改革精神。
当然，《公报》并没有把这个农业文件的另外一些内容写进去，比如文件中写有“两个不许”的话，公报中就没有写进去，也不可能写。那时最能真正提高劳动积级性的是实行包产到户，我估计是不可能写进文件里去的。在文件没有定稿前，有一天我听说在胡乔木起草的那个文件中，不但没有写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相反地把“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样的话写进去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倒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那时候即便是坚决主张摈弃“两个凡是”而同时又十分注重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同志，也不想坚持在文件中写进毛泽东反对的东西。不过，我觉得不一定要从反面去写那两个“不许”。当然，写了也不要紧。我知道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多得很。古代寓言中就有“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故事。不许包产到户，使用“包产到组，责任到户”这样的语言，就可以说没有违反“两个不许”的决定。我觉得经过“文革”，自己比过去“聪明”多了。
有一条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不再提了，而那篇以写“两个凡是”著名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所讲的要学好的文件，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所以这个农业文件比起以前的来说，比起工作会议开始发下的文件来说，还是有不小的进步。
关于国务院务虚会的议题
华国锋在开幕会上还宣布了一个议题：讨论李先念在两个月前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我是那一次国务院务虚会的参加者，了解它的情况。我认为这个会的确值得重视。有好几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一)在这个会上对过去经济工作中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搞“长官意志”进行了批评；强调了提高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提醒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经济效益，反对不算经济帐。
(二)在这个会召开前不久，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回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根据考察中了解的情况提议恢复中南两党之间的关系。这个报告的墓本内容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介绍。报告认为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坚决拒绝，但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我们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批准。访问后我们明确了一个认识：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我们认为这对我国是有很大的启发的。这个报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很受重视。会上虽然还有人对南斯拉夫是否社会主义国家有些怀疑，但大多数人赞同中央批准的代表团的观点。当然，南斯拉夫实行的那一套社会自治制度、计划制度，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代表团也并没有主张学南斯拉夫。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盲目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但对别国的经验必须很好地研究。
(三)在这个会召开之前不久，谷牧访问西欧六国，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拿到这个务虚会上，也引起注意。在那个报告中，不再如过去那样对西方国家的经验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认为西方的好经验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我还记得报告中讲到法国的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为了保证农场经营得好，政府规定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在农业学校毕业，再在不是自己父亲的农场实习两年，取得考核及格的证书才行。这使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并不是一无可取。
(四)在这个会上国务院研究室还提供了一篇题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三人合作写成的，署名“国务院研究室”。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注意，不久公开发表后还引起国外的重视。在这个会上有不少有启发性的发言。姚依林就引用了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讲我们今天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他们那一套。
参加务虚会的人不少，大约有四五十人。会议由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的，便是9月9日他在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
这次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的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韧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经济学家接触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思考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早，但一直没能引起党的领导层的重视。在“四人帮”被粉碎前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以前我们也使用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语言，如说改革税收体制、劳动体制、价格体制、物资体制等等，以致有时人们说二十年来我们进行了多次体制改革。但是实际上，国务院务虚会上讲的才是真正的体制改革，我们以前讲的那些都不是。六十年代苏联东欧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有些国家并且开始了改革的实践。我国也有了自己惨重的教训，有了不再把苏联的体制奉若神明的思想，这才开始有了在性质上新的东西，才引起了最高层中某些领导人的重视。邓小平不必说了，除他和主持务虚会的李先念外，叶剑英副主席也是一个。他特别重视这个务虚会。他听了有关的情况后认为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
不过，必须承认当时关于改革的思想是很初步的，改革的目标还很低。这从三中全会公报上涉及改革的语言可以看到。当时根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未涉及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问题、股份制的问题，未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未涉及在一个国家内同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地区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的问题。当时当然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用较多的时间来讨论改革开放问题，总可以涉及比《公报》上所写的更多的内容。实际的情况是，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这方面的缺陷也就难以避免了。
会议出席者在讨论务虚会这个议题时，往往和关于两年计划的议题合在一起讲，而且没有讲出多少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会议公报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据会上并未充分展开的意见概括出来的。应该承认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
现在大家都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是不要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上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开放有充分的讨论，更不能说在这两个会议上对改革开放问题解决得很透彻。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的，尤其是在农村改革方面。三中全会后企业方面的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农村改革开始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在万里等同志的努力下，经过农村干部、群众的大胆实践，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就是包产到户和进一步的大包干。
这里，我们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不足，这不妨碍我们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时，充分评价三中全会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或者说它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改革阶段。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政策措施一个一个出台，改革一层一层地深入。改革取得很大的成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起点在哪里?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那时对改革开放的意义、范围和需要深入的程度认识不足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前进。即便前进中有某种犹豫和曲折，能够克服犹豫和曲折还是前进，也是好的。这便是改革胜利的起点。会议提出的口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会议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会议建立起来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能够很快起步，不断前进，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是值得我们长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