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作者：于光远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和历史意义作出了明确的叙述。《决议》认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决议》列举了这次会议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所实行的许多重要转变，并认为这些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我了解这次全会。在起草上述《决议》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过多次讨论，在讨论有关三中全会的那段文字时逐字逐句都注意过，认为其中除个别字句外，完全符合这个中央全会之前和会议期间、会议之后的事实。从这次全会到今天，二十年的时间快过去了，现在人们正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纪念。当我们用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这个会议时，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决议)的评价并不过高，只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这二十年中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及其给我国带来的进步，是起草这个《决议》时所想象不到的。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其伟大。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五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三十六天。
我的这篇文章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那次全会通过的《公报》。《公报)指出：“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一个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公报》和《邓小平文选》中指出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在纪念三中全会时，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所应尽的一个责任。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出来，并且得到了解决；对妨碍党和国家事业的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充分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酝酿好了。这些，都已经取得三中全会多数与会者的共识。两个会议一个开得很长，一个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所以一定要十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它是值得纪念的，不过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应该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
追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它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间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而是当时我就不知道有关的情节。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为党和国家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汪东兴等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很深。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没有可能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高明得多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5月的八个月时间里，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只依靠汪东兴等几个人的小班子，并且在实际活动中坚持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所谓“两个凡是”，有三个大同小异的说法，通常指的是写在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的那个论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个方针，只要是毛泽东说过话、表过态的事情，包括路线、政策、理论以至人事，都不能改变。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也是毛说过话的，邓也就不好出来领导党和国家了。许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了。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广大干部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小平继续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大量“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1978年2月举行的十一届二中全会(我列席了)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是代表)，对国务院进行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思想上还是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我只能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改变不了文件的基本调子。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远没有解决。比如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不但当时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不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