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陈云同志的感情世界
作者：朱佳木
在我的印象里，烈士在陈云同志的心目中始终占有很重的份量，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有很强的“烈士情结”。每当我们党处于重要关头或遇到困难时，我发现他总要提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涉及到高级干部，中纪委处理时阻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亲自出面做工作。记得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待。1983年，中央要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他让我为他准备发言稿。在向我交待要点时，他特别提到当时一些农村党员集训要误工费的事。他说：“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1989年八九政治风波期间，我已不在陈云同志那里工作，但从报上看到，他于5月26日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时，又一次提到烈士。他指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就在那次讲话中，他率先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有一件小事，很能反映陈云同志时常怀念烈士的心情。那是1985年整党期间，我拿着他的党员登记表送给他签字。他指着入党介绍人一栏中的“恽羽棠”说，恽是和何梦雄他们一起被敌人杀害的。随后，他神情郑重地讲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千万人，绝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些牺牲的同志，有名有姓的我就知道好几个。比如，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有一个警卫班。四保临江时，部队伤亡很大，我那个警卫班除了留下三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抽调到前线。凡是上前线的同志，后来都牺牲了，因为他们如果活着，是一定会回来看我的。这些话，我在全国解放后经常讲。”后来，我听他在东北工作时期的老秘书说，当年陈云警卫班的两个班长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一个是四川人，叫王福昌；另一个是广西人，叫李明金。
陈云同志对烈士的深情怀念，还表现在他对烈士子女无微不至的关心上。我早就听说，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对烈士后代十分关照，不仅指示各地的地下党组织把他们送到延安，而且常常邀请他们去自己和中组部的窑洞过周末和节假日。他还通过组织，选送过许多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这批人中有一位是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后来我在编辑《缅怀陈云》一书中得知，陈云同志欢送他们出国时，还把自己唯一一件值钱的瑞士怀表送给了他。
陈云同志平时不大喜欢参加庆典、集会一类的活动，尤其是步入晚年后，能不去的都不去。但逢年过节，有关部门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考虑，希望每位中央领导同志都能公开露一下面。1983年春节前，有关部门又打来电话，问陈云同志准备参加什么活动。我向他请示，他说，那就请几位烈士子女来做客吧。经过联系，春节那天来的有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烈士的子女。陈云同志见到他们非常高兴，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他们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是我的老前辈，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他勉励大家要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烈士子女当时大部分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陈云同志还是像对待孩子一样，在会见结束时，坚持要求他们把桌上摆的糖果都装走。其中有几位过去在延安生活过的说，当年到陈伯伯家做客，他也是要我们把桌上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
陈云同志的“烈士情结”，从他晚年的题字题词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我通过主持编写《陈云年谱》注意到，他从1983年恢复写大字直到1993年因身体原因搁笔的十年里，与纪念烈士有关的内容在他的题字题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他曾为李大钊烈士陵园，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殉难40周年，为纪念陆龙飞、吴志喜烈士，为《红岩英烈》一书，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浙江陆军监狱中牺牲的烈士，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为在新疆牺牲的烈士，为赵一曼烈士殉国50周年，为邓恩铭烈士故居等题过词，还为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向警予烈士纪念碑、蔡和森烈士纪念碑、甘肃南梁革命纪念馆、郭亮烈士旧居、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王一飞传略》、《罗亦农文集》、《张浩纪念集》、《革命烈士传》、《向警予文集》、《杨贤江纪念集》等题写过馆名、碑名、书名。其中一些题字题词，是我在担任他秘书期间经手办理的。在我记忆里，凡是遇到与纪念烈士有关的请求，他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为蒙冤受屈的同志主持公道
陈云同志重感情的特点，从他对战友和革命同志政治生命的关爱中也看得很清楚。他在延安时期担任了七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干部审查和调配工作。在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他用12个字概括了党的干部政策，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在讲到爱护人时，他说：“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时，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广招天下士”，要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敌占区、国统区的爱国进步知识青年源源不断投奔延安。其中有一对在国外留过学的夫妻，从重庆来到延安，男的叫何穆，是外科医生；女的叫陈学昭，是作家。陈云同志亲自同他们谈话，安排他们的工作。但不久，他们感到在延安生活不习惯，提出要回重庆。陈云同志一方面劝他们留下，另一方面明确告诉他们：“你们来，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欢送；出去如果有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他们走后不久，果然又回到延安。陈云同志依照诺言，再次安排了他们工作。后来，他们都入了党，何穆还担任过白求恩医院的院长、国务院卫生部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