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陈云同志的感情世界
作者：朱佳木
“四人帮”粉碎后，陈云同志自己头顶上“一贯右倾”的帽子尚未摘掉，便开始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伸张正义。粉碎“四人帮”刚过一个多月，陈云同志就给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写信，转交被送到山西接受隔离审查的黄克诚同志夫人给中央的信。陈云同志在附信中说：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带新四军三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由于黄克诚是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这一请求在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才得以批准。
接着，陈云同志又顶住“两个凡是”方针的压力，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率先提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问题。会议简报组要求他同意在简报上删去这两条意见，说要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位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口径保持一致。陈云同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保持一致不等于不能讲意见。如果都讲一样的话才叫保持一致，那好办，每份简报都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重复一遍就行了。当天晚上，那位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又亲自登门“做工作”，劝他收回那两条意见，说否则他的发言不好登简报。陈云同志表示，这两条意见不能收回，如果你们不便登简报，那只有“开天窗”。谈话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多，结果，陈云同志的发言终于没有给登简报。
到了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不顾当时中央那位主要负责同志设置的框框，进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中搞的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案和陶铸、王鹤寿叛徒案，以及一大批抗战开始后从国民党监狱中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同志被定为叛徒的案件，指出，这些同志出狱履行自首手续，都是当时中央批准的，是由我们党党组织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他后来对我说，那次发言中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突破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规定的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界限，提出了彭德怀的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发言时，彭德怀名字后面没有“同志”二字，有关部门后来要发表这篇发言，提出加上“同志”二字。我请示陈云同志，他不同意加，说当时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看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此可见，陈云同志为蒙冤受屈的同志主持公道，是顶着多么大的压力，冒着多么大的风险。
有一位老同志叫刘培植，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为人率直，曾在党内遭受过多次错误打击，反右斗争中更被错划为右派。我和他认识，几次听他当面说起陈云同志是怎样帮他平反的。他说，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自己还没有恢复工作，便替他向中央常委转交申诉信，还亲自给叶剑英副主席打电话。问题解决后，他去看望陈云。陈云同志一见到他就问：“问题解决了没有？”当他回答说“解决了”之后，看到陈云同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很能看出陈云同志对同志对战友那种真挚而深厚的革命感情。
竭力促成潘汉年一案的复查和平反，集中体现了陈云同志对蒙冤受屈同志的深情厚谊。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调整了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派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同时调入中央特科的人中，就有潘汉年同志。后来，潘同陈云同志先后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又先后从长征路上被中央派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并先后由上海去苏联。因此，陈云同志对他比较了解。全国解放后，潘被作为叛徒、内奸遭到错捕错判。陈云同志对此案一直有怀疑，认为如果潘真的叛变投敌，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会被破坏，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被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他委托当年与潘汉年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刘晓同志，收集有关潘案的材料，为复查作准备。1979年，陈云同志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之前，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交待，他没有说别的事，只就潘案应重新审查问题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短信。手术后，他又指示公安部整理了一份关于潘案处理过程的材料，然后给几位中央常委写信，说公安部的“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中央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对潘案进行了复查。1981年冬天，陈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的代表。那天我随他一起去，亲耳听到他在讲话中说：“对潘汉年案件，中央纪委正在平反，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1982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随后，陈云同志又给过去同潘汉年在中央特科、香港工委、上海市委共过事的夏衍同志写信，请他为潘写一篇纪念文章。夏衍同志欣然命笔，将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就在陈云同志为潘汉年案复查平反而努力的同时，李先念同志又向陈云同志反映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并说邓小平同志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长期以来，西路军的失败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使许多参加过西路军的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使两万牺牲的红军将士的英灵蒙上了一层阴影。陈云同志由于当时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不仅与共产国际联系过给西路军武器装备的事，而且受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委派遣到新疆迎接由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认为，西路军过黄河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具体步骤，过黄河以后的行动也都是受中央电报指挥的，因此，“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他说，我们党要组织一支部队去中苏边境接受援助的武器弹药，事先是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的，他在苏联“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他表示：“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在他的支持下，李先念同志通过中央有关部门收集了当年有关西路军问题的一批历史电报，并写了一份说明。陈云同志看后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他还提议把这个说明及附件送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阅后，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邓小平同志阅后，在李先念同志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至此，这一牵涉几万红军将士政治名誉的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