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陈云同志的感情世界
作者：朱佳木
两次大哭和一次大喊
陈云同志出身很苦，早在幼年便失去了父母，是舅父母把他带大的。这种贫寒的境遇，使他从小一方面养成了稳重的性格，另一方面产生了对人民群众疾苦的强烈同情。“五四”运动爆发那年，他正在读高小三年级，也加入到罢课、游行的行列中。后来他在回忆那一段经历时说：“有一次在茶馆里讲演，我讲演的时候手足似乎蛮有劲，把脚一顿，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就在那年，他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放弃继续求学的念头，只身一人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的文具柜台当了一名学徒。六年后，他学徒期满，升入书店当店员。但那一年又爆发了“五卅”运动，他毅然加入到罢工行列，由于做事果敢，被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推举为罢工临时委员会的委员长。在此期间，他接触到早期的共产党员，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造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才会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和幸福。于是，他放弃了成家立业的念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和全部的感情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特别是长期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陈云同志原本就很稳重的性格更增添了谨慎的成分，对感情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但他内心的感情，有时仍不免会流露甚至爆发出来。他在同我谈起早期革命经历时，就曾提到过他有两次大哭和一次大喊。第一次大哭，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那时，“立三路线”正处于党内统治地位，陈云同志担任江苏省委常委，上面不断要求制造革命高潮，发动工人搞政治罢工。有一次，上海邮电工会的工人领袖陆宗士提出主动复工的意见，受到严厉批判，并要开除他的党籍。陈云同志对我说，陆过去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彼此之间认识，对当时组织上那样处理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于是大哭了一场。后来，在王明路线时期，陈云同志担任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又碰到政治罢工问题。他针对上海《时事日报》社的罢工，也提出了主动复工的建议，立即得到刘少奇、张闻天的赞成。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还说过，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主动退却。因为，过去每次发动罢工，都要闹到罢工工人被资方开除为止，叫做“要把工罢到底”。关于政治罢工问题，陈云同志还同我谈起过相关的另一件事。那是1930年，时任江苏省委委员的上海法电（法国租界电力公司）工人领袖徐阿梅，因为没有执行立三路线下政治总同盟罢工的决定而被开除了党籍。对此，陈云同志是不赞成的。1935年他到苏联后，曾向也在那里的江苏省委工运委员张祺交待，今后回国，要设法通过组织恢复徐的党籍。
第二次大哭，是陈云同志在1936年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遣去新疆迎接西路军期间。那年8月，中央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制定了夺取宁夏战役计划，并于10月派出一部分红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堵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改向新疆方向前进。此前，我们党的这一战略计划曾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并答应把援助的武器装备送到靠近新疆的苏中边界附近。但当陈云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由莫斯科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途中，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领导人出于自身反法西斯战略的考虑，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认为扣留蒋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通过张学良搞的鬼，并由此引发对中国共产党与张搞统一战线的怀疑，表示已经送到苏中边界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中国红军了。陈云同志对我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了一场。因为，那时西路军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向新疆走，如果苏联方面改变当初的承诺，这支部队千辛万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义，更不要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又改变了态度，表示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还是要给，让西路军继续西进。
陈云同志所说的大喊，是他1933年1月由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的途中。那时，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张闻天同志先走，陈云同志与博古同志同行，由上海出发，乘船经香港到广东汕头，再由汕头乘火车至潮州，换乘火轮至粤北的大埔，与中央苏区派来接应的武装交通队会合后，由他们护送穿过福建境内的游击区，然后进入中央苏区政权管辖的地方。陈云同志对我说，他进入苏区后问接应的同志，是不是已经到了苏区？接应的同志说，已经到了。于是，他躺到地上，面朝天空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因为过去长期在白区工作，一天到晚要隐蔽自己的身份，感觉实在太憋气，这回总算到了自己的地方。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陈云同志对党和革命那种炽热的感情。
深厚的“烈士情结”
在同陈云同志接触中，我感到他不仅有着充沛的感情，而且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他对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的深切怀念上。我到他那里工作后，看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出来的他在1977年9月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时的谈话记录稿，其中谈到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他是这样说的：“‘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错误是中央领导机关犯的，牺牲的人没有责任，而且，暴动也不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后来，他和我谈起这件事时，曾深情地说：那些同志牺牲时大部分都很年轻，还没有后代，因为如果有后代，他们在全国解放后是会来找我们的。
1984年的一天，陈云同志同我谈起应修人烈士的事迹。他说应修人是位作家，也是一位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原名叫应麟德，上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创办了一个通讯图书馆，用这种方式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他经人介绍，也去过那个图书馆借书，而且就是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应在担任江苏省委任宣传部长时，因叛徒告密，被敌人找到住的地方。应住在楼上，当敌人冲进去时，坠楼牺牲。陈云同志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也是一位作家，当年既参加过上海通讯图书馆活动，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对应比较了解，可以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并要我约他来当面谈一次。不久，楼来见了陈云同志，并很快将文章写好，经陈云同志亲自审阅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题为《修人，不朽的一生》。
翁泽生烈士是台湾省人，上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的秘书长，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1933年，他被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引渡给了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在狱中受尽折磨，保外就医后死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陷为叛徒，并被取消了烈士称号。粉碎“四人帮”后，其子写信申诉。在陈云、廖承志的过问下，中央有关部门复查了他的历史档案，恢复了他的烈士名誉。1984年，全国台联写出了翁泽生烈士的传记稿，送给陈云同志审阅。陈云同志看过稿子后，要我约时任全国台联会长的林丽韫和翁的儿子到他住所，亲切会见了他们，深切回忆了翁泽生烈士的事迹，勉励翁的儿子要继承父亲遗志，努力工 作。
宗益寿、宗益茂兄弟是我党早期地下党员，1932年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经中央特科允许，在上海登报声明“脱离共党”。后来，他们因解救被捕同志而暴露了身份，转移到中央苏区，并在长征途中牺牲。“文化大革命”中，宗氏兄弟的烈士称号被取消。“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的子女写信，请陈云同志证明他们的历史。陈云同志立即写出证明材料，称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还提出，要把这个材料存入他们子女的档案，并抄送他们老家的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