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红都女皇”事件真相
作者：张 颖
在大食堂吃完夜宵，服务员又带着我们返回。这位服务员就是刚才给我们端茶的那位，她边走边说：“你们是有特殊任务才来的吧？我从未见过你们。你们不知道，首长吃完夜宵，还要运动和休息，你们先在外边透透气吧。”小徐接着说：“都快两点了，你们首长什么时候才睡觉呢？”
“难说，最早也得4点吧。她晚上办公，白天睡觉。我是小夜班，把你们带回去，我就该下班了。我带你们去看看首长运动的地方。”
我轻声说：“服务员同志，首长没叫我们去，怕不方便吧？”
“没有关系的，来过这里的人都去，不要紧。”我们从10号楼的旁门进去，经过一间陈设考究的大房子，桌上摆着小盆景，长条桌上放着一个较大的玻璃缸，里面养着各色热带鱼。服务员介绍，这是首长打桥牌的所在。穿过这间房子，走到一处比较宽阔的地方，灯光很亮，四周站着20来个人。我们二人远远站在角落处。江青和陆秘书正打乒乓球，有服务员为他们捡球，还有人在旁边叫好助兴。我看看四周，没有一个认得的人。这地方像是从房间延伸出来的一片平地，已装上屋顶和特别的灯光，但三面没有墙，可以看见外边的大树。大概是专门为江青运动而修建的吧。
大家走散了，江青却兴冲冲地走过来，发现我们二人站在角落里，就说：“嘻嘻，你们也出来了，这里多好，说室内吧，可和外边通着，所以呀，空气流通，对我运动最合适了。来，我领你们看看我的小菜园。”她领着我们走进一间不算太大的没有房顶的屋子，里面果然种着西红柿、茄子、豆角、菠菜什么的。
江青：“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的实验田。你们看，冬天在顶上装好玻璃就变为暖房，我还种各样蔬菜，以后分送给你们吃。在这里呀，我可不种花。”
江青走进内室，我们两人就回到那间大办公室坐着。屋里只有张局长一人，独自在看那份西北战场的记录稿。过了好长一阵子，江青才慢慢走进来。她先到门口那个红木大镜子前，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木梳，不断梳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然后走近那张大靠背椅子坐下，打哈欠了：“哎呀，都快天亮了吧？这一天可是真累了。”
三天之后，我们又被召到10号楼，张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9点多钟江青才到。仍然是他们两人商议，我们两人记录，这一次可是顺利得多了。因为张局长已经改过一遍，把段落整理清楚了，但内容太复杂，还是很难弄懂。不过江青表示很满意，只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江青提出某些地名要核对，或者哪些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记录稿上等等，到凌晨1点多钟，这篇西北战场部分的记录就完成了。江青十分高兴地说：“小张，这部分记录今晚就算定稿了，你带回去交给外交部，铅印10份，编号留底，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请他们审阅。周总理那份我要亲自送去，外交部就给乔副部长一份吧。小徐，这份稿子不会有多大修改了，你可以着手翻译成英文，你就定稿吧，反正是送给维特克女士参考用的。都记住了吧？”我们俩点头收拾东西，正要走出门去，江青又把我们叫回来，吩咐说：“小张，我看张局长先整理一遍的办法很好，有一些部分你也可以照他的办法，把容易整理的先修改一遍，整理出来。比如关于《红楼梦》的部分，你可以先整理，把故事情节、时间顺序、诗词等等都与原书核对清楚。还有关于上海文艺那些，都可以先整理，这样我修改起来就省时间多了。”
自从广州回来，我和小徐经常加班，被这份记录折腾得够苦的。因为下令要保密，又不许带回家，在办公室里吧，日常工作还得干。
那些天我老在琢磨，我向部里几位副部长都汇报过了，既然他们也确实有为难之处，江青的事谁也不敢过问，就应该让周总理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向周总理汇报。而我去找周总理也不一定是很正式的汇报。这几年我也是常常去的，有时就是聊聊天，而周总理也喜欢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反复想来，找周总理谈一次是应该的。也许别的同志已向他汇报过情况，但我了解的要具体得多，反映一下也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也知道周总理极忙，试试看吧。于是我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秘书转达，我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终于有一天，周总理的秘书让我去西花厅。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不可能长。当我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见我进来就把老花镜拿下来，问我：“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这一来我倒抓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译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
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了，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3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也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又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10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阅，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周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这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座。周总理开这样的会，是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那天我坐在最后排一个角落里。会议倒也开得简单，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一张大桌子就把房间几乎占了一半，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阅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过的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的字样。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说：“除了我和小徐，还有那位张局长，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
周总理“啊”了一声说：“他也在广州吗？现在也一起整理记录？”
“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是张局长先整理，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我和小徐作记录，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我回答。这时周总理的双眉拧在一块，估计周总理并不知道张局长去广州的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