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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之五
作者：张宏杰
相对于以上三种政治势力，要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中华帝国的官员队伍一直势力庞大，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官和七万名武官。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绝大的难题。
一个成功的皇帝，对官僚集团的管理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个是善于选拔和使用，充分调动大臣们的积极性，另一个是要善于防范，不但要防止出现怀有不轨之心的人物侵夺皇权，更要防止大臣们结成朋党。
朋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难治的毒瘤。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然而，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是绝不希望他的大臣们过于明确地分裂成不同的团体。因为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不会一心为“公”，而是会处处搀杂进了党同伐异的动机。官员们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心为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同一个集团的人，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对自己的对立面，则会不择手段，进行阴谋暗算、倾陷攻击。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简直就是为了斗而斗。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下，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的精英人物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帝国的力量就这样白白消耗在内斗之中，什么国家的前途，百姓的疾苦，都被他们抛到脑后。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的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说：“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债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然而，他所深恶痛绝的这一政治危害又实在是中国政治中最难根除的现象之一。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鄂尔泰，满州镶蓝旗人，雍正以前仕途很不得意，当他44岁，认定自己此生发迹无望之时，雍正即位。他开始获得雍正的赏识，从此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很快由一介微员迁升云贵总督、兵部尚书，直至保和殿大学士，内召拜相，居内阁首辅。他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雍正甚至夸赞他说：“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张廷玉则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他科举早达，康熙时已经官居侍郎。雍正即位不久，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后又晋升为文渊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朝廷谕旨也多出其手，被称为“第一宣力大臣”，与鄂尔泰一起入值军机，并列成为最有权势的人臣领袖。
由于雍正时期严防皇子结交大臣，所以乾隆即位之初，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唯一的选择是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刚刚即位的乾隆怀抱成为儒教圣君的理想，一举一动，无不效法唐太宗等历代圣主明君对前代老臣优礼备至，对待张廷玉、鄂尔泰这样的元老更是尊敬有加，称呼他们“先生”“卿”而不名。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无不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留京处理。鄂、张二人的权势，甚至又远远超过雍正时期。
但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能。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的火箭式干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而满朝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高宗初年，鄂、张两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相互推奉，渐至分朋友引类，阴为角斗。”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和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
乾隆皇帝对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祸十分清楚，也特别警惕。在登基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苗疆事务”中，他一下子就嗅出了朋党的味道。
鄂尔泰在政治上起家，就是因为在云贵总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由朝廷任命的官员取代世袭的少数民族土司统治当地，此举成功地解决了苗疆地区长期以来的动荡局面。鄂尔泰可谓功劳不小。但是凡事都有反复，雍正十三年五月，“改土归流”后的贵州苗民因为官府剥削过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对鄂尔泰相当不满，认为是他“改土归流”中措施不当所致，遂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选择张照，有些不妥。因为张照与张廷玉关系颇深，素来是鄂尔泰的反对派。张照到了贵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时间搜集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的“错误”，不断汇报给皇帝，意图借这个机会，使鄂尔泰身败名裂。
乾隆继位之初，接到张照的汇报后，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貌似公允的汇报背后的朋党背景。他在张照的奏折上批示：“张照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而且由于一意寻找鄂尔泰的把柄，张照无心军事，平叛战争一再失误。乾隆一怒之下，以“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为名，把张照调回京师，革职下狱，同时派张广泗代替张照去贵州平叛。
鄂尔泰的朋友故旧闻此消息大为兴奋，因为张广泗与鄂家关系良好，被认为是“鄂党”之人。他们认为这是反攻“张党”的绝好机会，许多“鄂党”人物纷纷上疏，揭发张照的种种错误，企图制造大狱，把张照置于死地，以沉重打击“张党”。特别是张广泗到了贵州后，更是不断汇报张照在贵州军事行动中犯下的种种“大罪”。
乾隆对此早有预料。他在派出张广泗时明确警告说：“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张广泗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鄂尔泰)而有迎合之心。”虽然张广泗一再上疏，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的那样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第二年又授给他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及至乾隆六年，又使他官复原职。这一举动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