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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之五
作者：张宏杰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大臣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的操纵。
有一年，内蒙额驸策令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超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令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令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但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令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乾隆五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的张照担当此职。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皇帝“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璨”。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照。他防范朋党，竟小心到如此程度。看来，如何彻底扫除朋党苗头，是他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三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的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不离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碰一碰朋党问题了。
虽然乾隆一再提醒自己“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但其实乾隆自己也很清楚，乾隆初期的朋党尚属于极轻微的状态，甚至可以说，仅仅是朋党的雏形而已，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大清政治的正常运转。鄂、张二人毕竟是雍正所谓的“不世出”的名臣，自我要求都比较严格，并没有在朝堂上任意威福，形迹过露。虽然二人心中彼此不服，但从来没有撕破脸面。因此，乾隆起初对朋党的触及，仅限于敲打，希望他们二人和朝中大臣自我约束，以免君臣间为此事彻底摊牌。
由于张廷玉为人谨慎，轻易抓不到把柄，所以开始一段时间，乾隆敲打的矛头大多对准了鄂尔泰。
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认为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恩?这并非中枢大臣所当为，而是植党树私的开始。由此他评价“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并公开以此告诫鄂尔泰“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
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认为雍正时的已故大臣田文镜品德有亏，难称贤良之名。应该从“贤良祠”中撤出，乾隆帝认为，雅尔图县鄂尔泰的属下，必为鄂氏一党。鄂氏平时与雍正的另一位宠臣李卫势如水火，而田文镜与李卫都是有名的“苛烈之臣”。雅尔图此举，表面上是打击田文镜，实际上是要打击李卫的名誉，“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见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乾隆因此指责此事系鄂尔泰在背后授意，让鄂尔泰有口难辩。朋党政治中确实颇多“声东击西”之战例，不过乾隆的这个推测明显证据不足。乾隆事事从防范朋党的角度去观察思维，有时不免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在乾隆内心深处，也不见得认为鄂氏与此必然有关系，但是他认为借此机会多提醒敲打一下鄂氏，总没有坏处。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又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他直言不讳地说：“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延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延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以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对朋党问题的首次正面触及，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特别是鄂尔泰为人素来阔大不谨，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使他一时不寒而栗，表面上改弦更张，实际上内心的私心杂念从来没有熄灭。
黄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与鄂尔泰素来不合。乾隆六年，鄂尔泰趁乾隆出巡之机，抓住黄的小辫子，以黄举荐的一名官员出了问题为由，弹劾黄“滥举非人”，应深入追究。为了确保对黄廷桂的打击成功，鄂尔泰特意关照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赶在乾隆回京前审理结案，并提出建议“降二级调用”的处理意见，上奏给乾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奏章应该不会太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心细如发的乾隆却偏偏对这条奏章细细读了多遍。回京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大臣们指出：“此议甚属错谬。明系与黄平时不睦之人必欲致黄于罪。”并指明是鄂尔泰假公济私，“此案审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题复，希图蒙混批准。这样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将视朕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办事此案之大学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这是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处罚。这重重的一击使鄂氏从此开始清醒了一些，从此谨言慎行，不敢再大肆为自己的党徒办事营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鄂氏敛手之后，他的党徒却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作为一名御史，他专门找张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时不明内中奥妙，还以为他为人耿直，颇加提拔。乾隆七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动机败露了，原来他弹劾“张党”大臣时经常找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秘密商量之事被人揭发。乾隆帝勃然大怒，痛斥鄂尔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端正直率’，明显系党庇门生……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吗?”
鄂尔泰闻旨以为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好在皇帝不想让表面上完美的君臣际遇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让鄂氏一派一败涂地。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