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坍（上）
作者：张宏杰
皇帝严厉质问尹壮图，有如此看法“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必须“指实覆奏”!
如尹壮图所请，皇帝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仓库。皇帝似乎要公开和尹氏打一个赌，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说，那么就承认这50多年都白干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骗、敷衍他；如果尹氏所说不实，皇帝隐藏杀机地说，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坛精神了起来，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这个赌怎么打下去。
80岁的老皇帝放下身段，和大臣公开打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自降身份，而实在是因为尹氏所言涉及到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政治形势，如何评价皇帝55年的政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共同生活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乾隆与尹壮图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尹壮图并没有说谎。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判断的那样，不仅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也极高。清人章学诚认为，乾隆四十五年前，确实可称为清明盛世；学者赵翼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政治基本清廉；而尹壮图后来也评价说，起码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大清确实处于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成享乐利之福”。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如果如皇帝暗自揣测的那样，尹壮图是因为自身官运不佳，一直没能得到外放，对那些宦囊丰厚的地方官员心有嫉妒，因而张大其辞、肆意攻击的话，那么外国人的观察应该更少利益因素，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贷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贷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
朝鲜人虽然没有倾性，不过他们毕竟是外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同时期的文字材料说明，许多中国官员也持此类观点，而且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的批评更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圣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时期大清官员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浩身自爱者与贪污者的比例是1：9或者2：8，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腐烂到底的官僚体系，一幅没有光亮的政治图景，确实触目惊心，不忍逼视。
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20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寅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纪纲整肃，吏治肃清”，“万民欢悦，四海升平”。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坤招杈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像。他原本以为恩泽普及，天下人人称颂朝廷，然而却是人人咒骂官场，叹息时事。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地方财政大多亏损，仓库亏空现象遍地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八九是虚报。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这些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议罪银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在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竟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虽然一生始终处于操劳之中，但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
然而，身体再好，也无法抵抗衰老。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年及古稀之后，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常常“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的情况。
乾隆四十九年之后，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少寐》)，“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越是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年怒放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轻时皇帝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而现在，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错误接二连三，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没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没少。这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车，倾覆是迟早的事。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皇帝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直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时仍然不愿戴老花镜。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用两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其实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从中、早期的察察为明到晚年难得糊涂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