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坍（上）
作者：张宏杰
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的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压迫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控制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日益积累，“不但汉民生齿日众，即苗民丁口亦渐蕃庶，所种山土不能宽然有余”。人口大量流动，赤贫人口不断增加，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社会治安形势越来越严峻。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这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土壤，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量游民的出现并形成组织。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
从乾隆三十九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帼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四十六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帼噜”的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山西的社会治安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也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五十八年又登岛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社会治安迅速恶化，游民兴起，会党兴盛，而这就是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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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