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坍（上）
作者：张宏杰
乾隆一朝，虽然朋党的威胁被降到了最低程度，皇帝的独尊地位被牢牢确立，然而皇帝却没有掉以轻心，又开始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净化戏曲舞台……乾隆皇帝的诸多手段，不仅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还出色地实现了对广大臣民由驯身到驯心的过程。然而，在极力扩张君权后、虽收到彻底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中国社会至此彻底进入“万马齐喑”的状态，沉入几千年间士风的谷底。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的状态，他们放下其他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乾隆四十七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扁额、对联有问题。其扁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举报者认为文字气魄太大，不宜为平民百姓所用而指控其违碍。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如果祝万青因此而家破人亡，绝不会令人惊异，因为乾隆四十三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太多了。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此等偏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同，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不仅如此，皇帝还特别命令，将这道谕旨转发给全国各省督抚，以兹参考。
地方官一时间被批得晕头转向——他们当然比谁都清楚这是一起诬告，可是以前的诬告都被上纲上线为文字大案，严惩不贷，何以今天皇帝的口风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很明显，皇帝打算转弯了。不过，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惯性巨大，皇帝虽然已经不事事苛求，但那些刚刚被调动起积极性的地方官们却一时清醒不过来。
是年二月，署理湖南巡抚李世杰以高治清《沧潦乡志》案进呈。这起案子的起因更为荒唐：“清”为本朝国号，而高氏乃以“治清”名，李世杰遂怀疑其人怀有逆心而抄了高治清的家，找到《沧浪乡志》。查来查去，竟无逆词，不过其中“圣德”二字没有抬头，属于不敬。李世杰以此为由，将书呈献，要求皇帝重处。
皇帝见李世杰如此不开窍，大为光火，批复道：“各省查办禁书，若俱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并且训斥李世杰：“任听庸幕属员谬加签摘，以致拘泥失当，滋扰闾里，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
这通臭骂终于将大部分官员骂醒了，既然皇帝不以为然，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玖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是遍地头颅的惨状唤醒了他的良知，或是无数冤魂的缠绕让他心境难安，抑或是他从疯狂中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变态和可笑了吗?
部不是。是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圆满地达到了目的。
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如前所述，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人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大清王朝臣民的头脑，已经被他强力洗涤成一张白纸，可以任由他在上面描画忠、顺、恭、敬、愚、柔等最美好的图画。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如今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臣民们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这个连续给高压锅烧了三十多年火的乾隆，也疲倦得有点绷不住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精神上，他又突破历代帝王治术的局限，把治身术升级为治心术，创造性地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盛世登上了顶峰，大清王朝已经没有任何漏洞和死角了，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70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日强藩，日外患，曰权臣，日外戚，日女谒，日宦寺，日奸臣，日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单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后两千年间，活到了70岁的皇帝不过6人。然而这6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火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在许多方向上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70岁的乾隆终于可以停下手，擦擦汗，来欣赏欣赏自己建造的这座大厦。从70岁到80岁这10年间，老皇帝仍然精神矍铄，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大清帝国的臣民们终于感觉满天阴云慢慢散去，恐怖的腥风渐渐远离。
可以说，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的10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三次生日办得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方面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