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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坍（上）
作者：张宏杰
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在批评官员们办理教案太严苛时又说：“不必过事搜求，致滋烦扰。”可见，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壮年时代的他是不可想象的。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不再像早年那样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他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嘉庆实录》)
从停止文字狱开始，皇帝的统治政策全面放宽了。乾隆四十八年后，皇帝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僦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搜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毁。”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
从乾隆十三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起，以前那个宽容、仁慈的皇帝又回来了。乾隆四十九年，皇帝将47年以来的6372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又免死乾隆五十五年来的八千多名死刑犯。
放松法网的同时，皇帝施恩的手笔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2770万两；五十九年，普免八省钱粮；六十年，免各省完节年耗正粮1700万两。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己甚”为辞，加以宽纵。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所以，康熙才说皇帝任何一个轻微的举动，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对国家的影响都至深至远：“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不仅会人亡政息，也可能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彻骨的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黑格尔的这段话是对乾隆晚年政局几乎一字不差的描述。中国的官僚体系本来就是皇家的打工者，从唐宋到明清，老板越来越刻薄，越来越难以捉摸，员工对企业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
人性之好逸，如水之下。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如山堆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接任的四任县令在10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甚至到第五任地方官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命将犯人压到山东行宫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揪出了主犯。乾隆叹道：“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一件小事，往往经年累月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处理政事列有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