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体育不能只是少数人的游戏
作者：信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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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９８年全国两会上，身为体育界元老级人物的祝嘉铭、楼大鹏、张燮林等政协委员就联合提交提案：建议取消四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当前，在世界上举办这种类型的国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国家已不多了。”
国家体育总局在随后的答复中，强调了中国运动员为国争光，全运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份回复并没有论证中国体育运动成就与全运战略间的必然联系。陈培德也质疑说：“其他世界体育强国不依靠全运战略，不也取得成功吗！我们没理由说全运会是我国惟一可行的体育发展道路。”
２００４年７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表示：“马上把全运会取消了可能弊大于利。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全运会的改革问题，而不是取消的问题。”人们注意到，张发强强调的全运会不宜“马上”取消，其中似有可玩味之处。
同年９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回答对全运会的批评时再次表示，我国竞技体育一直以来高速发展，在奥运会摘得多枚金牌，都离不开我们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良好结合，而全运会是举国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个人认为，全运会仍有办下去的必要。”他还否认全运会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十运会期间，许多记者、学者要么提出全运会要“救亡”，要么明确提出废止全运会。在各大网站上，每一条不正常比赛的报道下面的网友评论，“取消全运会”的呼声都会得到广泛响应。
显然，无论是赞同保留还是取消，有人否认一点——目前的全运会存在危机，必须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抉择。
保留派的代表人物是体育系统的官员和学者。他们的观点是：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腾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一条成功之路，应该坚持下去。
全运会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大型赛事。中国解放前就有全国性的运动会，后因解放战争等多方面原因而中止。刚刚解放后，迫于国际环境，中国退出了奥运和除乒乓球以外所有单项国际赛事的舞台。毛泽东决定自１９５９年起，举办自己的运动会以显示实力；各省市也都把检验自己队伍的发展放在全运会上，全运会成了全国最高体育的盛典。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会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甚至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参与者都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
举国体制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有力保证，也是中国体育不断走向世界的根基。中国自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开始参加夏季奥运会２０年后，所获奥运金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举国体制。全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核心部分，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跨越式提升，对举办地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有着巨大促进和推动。
全运会的政治功能自１９８３年第五届后，慢慢地被日渐浓厚的商业氛围冲淡。全运会开始学习奥运会的模式进行商业运作，上海、广州举办第八、第九届全运会时，商业气息已经相当浓厚——这时的全运会目标除了检验各地体育发展状况以外，同时也成为展示举办地的经济政绩的舞台。
２００１年广州举办第九届全运会，先后组建了包括１０个部门的赛区组委会办公室、集资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新建场馆５个，总投资额为１８亿元，维修项目６个，项目经费由区（县级市）政府解决。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李一宁称，在筹备十运会的４年间，江苏全省各地投入１００亿元资金新建或改建了１３２个体育场馆，增加了４００个省级编制。
南京是第一届通过竞标取得全运会举办权的城市。事实上，江苏省前后共投入约４０００亿元进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地铁、道路、及体育场馆建设。
南京市市长蒋宏坤将筹备十运会的四年间给南京市带来的变化概括为四个“前所未有”：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势头“前所未有”；城市建设的力度“前所未有”（几年间共投入建设资金１１５０亿元）；城市管理力度“前所未有”；城市文明程度“前所未有”。
在体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几乎没有性质类似的国家运动会。在这些国家，体育有很深的群众基础。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体操和跳水俱乐部，在欧洲的任何一条公路或乡间小路上，都能看到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自行车爱好者。在我国，只有麻将和电子游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兴衰与全运会无关，绝大多数的竞技体育项目目前仍然只能从各省市专业体工队去挖掘人才。如果一旦取消全运会，对中国竞技体育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
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霾，全运会的假丑黑在亚运会上能看到，在奥运会上也不缺。任何一项体育赛事，在带给人们感动的同时，也有一些丑陋和黑幕。如环法大赛，既能诞生全世界最伟大的自行车运动员，也存在一些瞒天过海的骗子。即便如此，也从未有人说要取消环法自行车大赛。显而易见，全运会本身并没有罪孽，真正罪孽的是那些为了金牌而不择手段的运动员和教练，为了掩盖问题而拼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官员。
不能因为一盆脏水而连孩子一起倒掉，因为在荒丘上播种，当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时也会杂草丛生。在这种时候，放火烧掉整片森林显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全运会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她是不是该继续办下去，而是在问题出现后如何找到一种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方面，中国奥委会有勇气将名将孙英杰服药事件公诸于众，已经表示了惩治的坚定。“为了奥运会，全运会必须举办。”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十运会总结会上代表官方发言。他说，全运会是我国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备战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全运会的竞赛体制。
全运会是中国“奥运争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高考虽然屡遭攻击但至今尚未出现比高考更公平的考核方式一样。全运会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与重要性。那些对十运会持鄙夷不屑的目光或讥讽调侃论调的人，如果把在十运会上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问题放在全局和大局的高度去考虑，就会给十运会一个根本的尊重。
全运会已经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品牌，不断受到国际体育界的瞩目。观摩参加本届全运会来的外国记者、国际体育界官员、外国裁判等超过以往，他们正在把全运会的品牌效应扩散到全世界。
这方面的声音来自媒体和民间。他们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目前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５０年代开始，中国在竞技体育领域建立所谓举国体制，与其他领域的计划经济一样，其核心机制是：第一，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教练员、运动员进行控制。运动员必须服从行政色彩极为浓厚的运动队及扮演行政领导角色的领队或教练的安排，驯服地充当奖牌机器，为国家和集体争取荣誉。第二，体育主管部门控制全部人力与资金资源，可以倾一国或一地之力瞄准可带来荣誉的体育项目，培养金牌运动员。
计划经济在短期内可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举国体制夺取奖牌的效率确实也很高——因为这是一种不对称竞争，其对手完全依靠个人的资源，依靠分散的市场，来进行训练，岂能与国家运动员资源的能力相提并论！因此，举国体制很快就创造了竞技体育的奇迹，而对于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来说，奖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直到今天，有人仍然以获取奖牌的效率，证明坚持举国体制的必要性。
然而，历史和现实早就证明了，计划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行的。同样，举国体制今天尽管在创造着奇迹，但其内在的自拆台脚倾向，也让它难以长期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