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市场抡年代代文学批判
作者：徐肖楠等
文学形式、文学想像与生命存在是一体化的，当文学想像匮乏、文学形式表面化时，意味着生命存在的缺陷。解读生命的形式与生命秘密是不可分离的，因此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一个永恒的谜。当市场化年代的文学将现实直露地呈现出来而毫无生命想像和生命秘密可言时，人们便失去了对生命的真正感受和追问，因为生命之谜已经明白无误地在市场化年代将文学变为一堆堆欲望和享受，人类古老的想像力和感悟力被市场化年代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所摧毁。文学本来永远以想像的、神秘的、心灵的、谜一样的方式对生命存在做出猜测解释、做出批判和提升，而不是对人类具体的生活做出追随和印证。文学的本来意义是灵魂的、精神的、内在的，而不是肉体的、物质的、外在的。而市场化年代的文学呈现给人们的现实，是物质的、身体的、活着的、外在的、可享用的，在其中很难找到灵魂与肉体、活着与生存的区别和联系，却充满了实用的生活目标：生命变成了实现房子、汽车、婚姻、财富、权力、欲望的工具，享用生活而消费生命成为活着的最高目标。对于这样一些人物和生命，市场化年代的文学追逐不停，因此有一波波以出生年代命名而描写内容相似的一代代新作家，他们甚至无法自己将自己与其他新生作家从艺术本质上加以区别。
欲望迷宫中的文学章艾市场化文学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欲望的书写。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朔笔下“过把瘾就死”的人生方式就已经开始尝试着自作自为、放任无拘的快乐，迎合着人们对欲望敞开的隐蔽意愿。接着新写实公开描写了普通小市民实际而强烈的欲望平庸、琐碎的灰色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使他们丧失了梦想，通过展现这样“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烦恼人生”，让人冷淡着抑制欲望满足的环境，从小市民的实际生存为欲望的张扬寻找着应和与验证。后来的都市题材小说中，一个个城市的闯入者驾驶着“城市战车”疯狂追逐欲望，除了欲望以外，什么都“无所谓”。到了晚生代的美女宝贝们，对自我欲望更是肆无忌惮的放纵沉迷、搔首弄姿、卖弄风情，在文学中表演自己……在一系列文学热点的耀眼的光晕中，欲望的地狱之火迅速蔓延，使市场化年代下的芸芸众生为欲望而激情燃烧。
在中国的市场化年代，因为市场化为欲望的合理化与合法化找到了依据，因欲望满足而膨胀飞升的绚烂泡泡迷眩了人们的眼睛，人们沉醉于欲望的迷宫里享受着价值有限的欲望快乐，骄傲地宣称终于找到了生命的真实和生活的真谛。但他们却没有看到欲望的本质——借谈欲望的合理合法来压制别人的欲望。张扬欲望实际上是张扬自己的欲望，压制别人的欲望，以压制他人来保证自己，才有可能使欲望实现。
面对虚幻的欲望迷宫，一部分作家清晰地意识到这样一个欲望化现实，但却偏执地将欲望认可为生命、生存与社会的唯一主题，以市场的合理化与合法化使欲望在文学中正义化。他们为欲望制造一个个正义的伪装，让人们更有理由相信在现实中追逐的欲望。如朱文、韩东、何顿等新生代都市题材小说家的创作中，钱欲、情欲的追求都被无限扩大化、绝对神圣化了。何顿的《无所谓》、朱文的《我爱美元》、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等等，人的精神追求都被一种欲望化的现实所取代。
另一部分作家则在欲望化的现实中迷失了方向，盲目地追随现实，表面上书写了现实，便自以为创造了现实而沾沾自喜，其实在无形中张扬了欲望。这最为明显体现在“七十年代生”的所谓美女作家们对情欲的无休止放纵和追逐中，她们喜欢以性的欲望去代替现实的欲望，停留在欲望现象的表面，使之成为一种原始欲望的展现。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一样疯狂》，棉棉的《九个目标的欲望》、《啦啦啦》，朱文颖的《夜上海》、《霸王别姬》，魏微的《一个年龄的性意识》等等，直接面对性本身，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彻底分离，性爱描写本能化、欲望化和生理化，尽情地在文本中表演自己，却无法构成文学的生命主题。
这些作家在不知不觉中都与现实同一了，欲望成为现实的主题，文学实质上成了一个文学转换器，直接将我们这个年代承认的欲望文本转化出来，在现实中由于欲望使人们淡薄了与欲望相对的人性品质，在文学中欲望的张扬使传统人的生存尊严、人性情感变得无足轻重。海男笔下的苏修在《我的情人们》中徘徊周旋仅仅为了满足没有爱情的性欲，最后让自己也仅仅作为原始动物而存在。对欲望无休止的追逐让人沉迷在没有出路的迷宫中醉生梦死，丧失了斗志、丧失了信念、丧火了理想、丧失了人格。邱华栋的《生活之恶》使美丽的姑娘眉宁心安理得用自己宝贵的初夜向大款换来了一套高级住宅，还觉得物有所值!这些文学现象表明，欲望不仅吞噬着人们的现实生存，而且侵蚀着人们崇高的文学灵魂。市场化年代下的欲望文本实质成为一种文化表现，而非艺术、文学表现，因为它不加改变地将一种欲望的文化直接转移进文学世界。
人们以市场价值重估生存价值的时候，实际上人们已经借市场与欲望合理合法地谋杀了信仰，但更可怕的在于欲望变成了文化，扼杀了真诚。欲望成为人生奋斗的唯一目标，理想被放逐了，审美生存被抛弃了，真我被毁灭了。朱文名篇的标题已经标榜炫耀着《我爱美元》，主人公“我”更是“渴望金钱，血管里都是金币滚动的声音”，为了钱“我”甚至可以“连灵魂都卖给你，七折或者八折”。这种赤裸裸的对金钱的崇拜和向往，使他昂然宣言“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向浪漫的美元学习，向坚挺的日元学习，向心平气和的瑞士法郎学习”。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个人对金钱的追逐已经完完全全遮蔽了原本应该照耀人生的、追求灵魂高贵的理想之光，个人利益被放到了第一位，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可以不择手段、无所顾忌!艺术的欲望化与现实的欲望化合谋杀死了理想主义。人的现实生存和人的文学生存一样，人的现实和艺术要落实到生存，现实和艺术要相互推动，才能创造人类生存。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可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的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生存地图’。”文学对现实不加改写，同日常生活等量齐观，便会导致文学独立价值的丧失，因而也就缺乏艺术震撼力。市场化年代的文学，被市场化的生存意识所主宰，将艺术的个人化、自我化与市场的个人化、自我化相混合，把现实中人的欲望直接搬上文学的舞台，平面地描绘了欲望化的现实，文学欲望的本质直接成为了现实欲望的本质。文学并没有对现实的欲望进行任何改写、升华，仅仅是赤裸裸地描绘了现实欲望，表现了欲望，从而张扬了欲望，使文学成为观看欲望表演的舞台，满足欲望快乐的行乐图。人类的恰当生存是理性生存和感性生存的结合，是适度的欲望存。而文学，恰恰是理性生存和感性生存结合的最有效区域、最理想区域。然而，市场化年代的欲望文学写作丧失了这种恰当结合人的理性生存与感性生存的独特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