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市场抡年代代文学批判
作者：徐肖楠等
也正是因为这个悖论的存在，使文学在适应市场化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对抗现象现实主义霸权成为必然；也使这样一种潜藏在文学背后的英雄主义，真正去指引着文学的前进方向。
市场化与女性文学的权力意识
吴风华
西蒙·波伏瓦的《第二性》不仅在意识上刺激了中国市场化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它还以女性意识书写的文学方式感动和启示了中国市场化年代的女性作家。但是，中国市场化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所表现的权力意识与西方不一样，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最早来源于文学，女性主义权力意识的觉醒最早也是在文学写作中开始的。在市场化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义权力意识作为一抹或深或浅的底色呈现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其中上演着一幕幕历史与人性、情感与欲望的纠结纷争，女性主义权力意识于是就具有了激情与沉沦、邪恶与美好的不同表现，女性生命也在这对权力意识的追求当中得到自己的言说。市场化年代的女性主义权力意识与80年代的文学是相连的。但在80年代初，女性作家的言说都是被动的。这个时代固定的语言权力体系的要求，使此时的女性作家只能按这个标准被动地去表现。另一方面，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之际，她们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女性自身的权力和女性话语的权力。像张洁她们主要是对女性自身的被动表达，她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要对其他权力形成一种压力。例如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表达的是女性最早的要求与男性平等，并没有一种权力意识对抗，只是表达一种女性长期被压抑的心声——我们不能再受压抑了。这是一种被动的觉醒和被动的言说。
这种被动言说对市场化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产生了影响。女性一直是被言说的对象，根据女性主义作家的观念：我不但被你言说，我还要言说我自己。这就是主动的言说。这些女性主义作家认为应该打破那种男性一统文学天下的格局，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文学，应该从自身的角度去创造文学和评价文学——我为我言说，言说我的心灵；我为我立法，立精神之法。所以在市场化年代的文学中，女性主义作家就展开了她们擅长的心灵化话语形式。女性主义作家善于舒展心灵化的话语形式是因为女性对生命的脆弱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与敏感。这种敏感是非政治化、非历史化的，而是关乎情感与生存。即使透过光辉灿烂的生命表象，她们也能直接触摸到生命的悲凉、无奈和情感的孤独、无助。陈染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一首首生命悲吟。陈染小说的女主人公大都深深地浸透在孤独的痛苦之中，而这种痛苦只有在极少数的女性之间的心灵交往中才能释放。根据女性主义作家的观点，在精神荒芜的孤岛中，那些被歌谣传诵的甜蜜爱情是镜中花，水中月，难于寻觅，而遭遇解风情的男人成了追梦者穷其一生的追逐，这也是女性主义文学中女主人公孤独寂寞的原因，例如海男在《红粉者说》中塑造的对爱情马不停蹄的孤独追逐者形象——普桑子。
女性主义作家认为，女性在过去是作为“被看的对象”而存在的。被看的对象就是被爱的对象，所以女性作为被爱的对象就没有去看的权力也没有去爱的权力。女性主义作家要改写这种历史，她们要求女性的独立，认为女性可以不被男性看，不被男性爱，女性可以自己爱自己。所以就出现了林白《回廊之椅》中那个叫朱凉的美丽而神秘的女人永远伫立在历史中。她是那样的美丽，但这种美丽是出自于女性对女性的观察、言说和欣赏，与男性无关。如果说心灵化书写是对男性写作规范在题材与范围方面的破坏与颠覆的话，那么利益化则是市场化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另一个突出倾向。爱情是在所有小说题材中最具诗性品质的显现，它是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甚至是柏拉图式的超凡脱俗。但在市场化年代的女性主义作家看来，爱情就是欲望的情爱、社会化的内容、现实化的义务与责任，它应该屈服于理智的现实生活。在池莉的《不谈爱情》这部小说中，她解构了爱情理想、粉碎了爱情神话，爱与不爱取决于得到与否，不会再像张洁的小说那样终生爱着一个得不到的人。张洁追求的是天国幸福，张辛欣追求的是男女精神权力的平等，到了新写实主义，就走向了一种世俗幸福、市民幸福。爱情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爱情的利益化。
到了“70年代生女作家”的手中，爱情连现实也不要了，变成利益化的狂欢，只为满足“欲望的手枪”而存在。“70年代生女作家”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市场化社会历史环境，她们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处于时代的无权力状态。但她们并不着急去改变或者躲避这些不合理，而是利用这些不合理来获取利益。她们认为遮遮掩掩的性与女性的身体一直是吸引男性窥视欲望的重要因素。所以她们要利用这一点来主导男性。例如周洁茹的《到常州去》，女人在其中扮演着导演和表演者的双重角色。通过吸引与拒绝，女人控制了男人的欲望，并由此获得了主动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讲，“70年代生女作家”是精明的——创造了实现男性窥视欲望的领域，化被动为主动，化“被看”为“给看”，借此在男权话语的牢笼中突围而出。但这种要求权力的方式只是市场化年代中一种小市民式的精明，最终只会使女性主义写作走向极端，陷入欲望化、商品化的陷阱中。不可否认，“70年代生女作家”还是有精神权力的追求的。她们要求社会给予个人生存的自由，并要求社会承认表达这种自由的权力。在她们，女性话语的确是真正独立出来了，可是取得这种独立而付出的代价又使这种独立失去了意义——她们所追求的精神权力已经发生了变异。因为，这种精神权力本身是因为追求女性一种更高的生存而存在的。可在市场化年代文学中，这种更高的生存追求已经被女性话语瓦解了，变成一种非常平庸化、虚无化的东西，所以它也就失去了意义。另外，主动要求跟男性的权力意识相互构成牵制是合理的。但在市场化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文学中，更多是表达一种过度的权力化，是女性权力对男性的蔑视和压制。这就是女性主义写作为什么在中国的市场化年代中既尖锐突出又不能全面在社会产生影响的原因。市场化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权力意识的表现方式是多元化的。除了被动进入男权话语空间和主动开拓女性话语空间之外，还有就是超越性别意识，立足于人性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作家对人性的关注与追求是有传统的：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了一段爱情与人性被压抑的故事。王安忆在《小鲍庄》中探讨了作为民族文化心理底层积淀的儒家仁义精神对人性的影响。所以，当“美女作家”在市场化年代用身体语言将女性主义文学赶进了一个前无进路的境地时，另外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又重新张起了人性的风帆。比如在2003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被评为“最具潜力新人”的厦门女作家须一瓜，她的作品像手术刀一样毫不留情地挖掘人性深层的种种，并启示读者，人性的善恶都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外在条件下，在人的内心就有不同的阐释。这也正是她获奖的原因。另外，在“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的评选中，虹影被评为最富争议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