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市场抡年代代文学批判
作者：徐肖楠等
因此市场化年代的中国文学思维是简洁而理性的：“能吃的”文学和“不能吃”的文学。真正的文学精神和心灵殿堂都是不能吃的，因此被敬而远之，加以拒绝。但是，人类的精神传统和人类的文学，就是以一种没有实用功能的精神与有效的现实相对抗。卡夫卡用他的作品一再表明的，就是现实可以剥夺他一切外在的东西，唯独不能剥夺他的精神。海明威也用《老人与海》表明人的精神是不能给打败的。但市场化年代的中国文学所表现的享用品质，却完全与人类的文学精神相反。享用的文学是反文学和反人类精神传统的，它们注重的是存在于文学之外的现实，并像搬迁家具一样把现实直接搬进文学之中，让人们像享用现实一样去享用文学，而文学给人们提供的就是对现实的享用，它被剥夺了提升生命、超越现实的权力，成为现实的替代和附件。文学永远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头鹰，它对于现实的诗性批判就是它对于理想的实际追求，因此文学本来应该是照亮现实和超越现实的，但市场化年代的文学却沉溺于现实的泥沼，既不能照亮现实，又不能点燃自己。市场化年代的文学陶醉于对自我和对现实的享用中，以为享用生活和快乐、享用平庸和琐屑是生命本性和文学本性，但这却是非正常、非本性的生命与文学。
虽然快乐和愉悦是生命和文学的一部分本性，但当其扩大为全部生命与文学时，便反过来摧毁了生命与文学。
城市平民语境与英雄主义鄢斌
市场化意识形态是一根魔法棒，它在悄无声息中改变的，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风格、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作品的价值观念、文学品质和人文精神。市场化意识形态所带给文学的是直观反映和表现现实真实的实用主义思想。这样一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英雄主义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文学为适应市场化意识形态的需要，将城市和市民放置于一个缩微到具体经济生存情境和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市民小说中的人物成为了实用主义缠身的形象，他们以物质的享受来代替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以现实生存的快乐来代替对精神天国的向往。例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以及安妮宝贝的《彼岸花》等小说，现代文明的欲望刺激和现代生存观念通过这些小说在城市文化中更加鲜明和清晰起来。他们大多过分执迷于城市文明现代进程中的人性暗淡和理想消解，过多地呈现、欣赏着城市文明进程中的病态，除了堕落、沉沦、无可奈何、麻木淡漠以外，更有对城市文明的实施的放纵和癫狂的报复。在这个语境里，英雄主义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孤立的山头，四面全是城市平民的物质欲望和带着伪小资情调的颓废与堕落。
城市小说的文字通常显得流畅而华丽，带有与作品内容相一致的颓废、忧郁色彩，尤其具有蛊惑力。传统英雄主义主题的作品在这些绚烂和华丽的对比下，语言显得陈旧、内容显得单调。但是在绚烂和华丽背后，城市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个性深度却被完全遗弃，因而小说显得无根而漂浮。
小说中的主角完全从英雄主义的位置上掉了下来，模糊化的性格特征成为平庸普通市民的一个抽象概括。在城市文明的迷蒙烟尘中，英雄主义那种骑士精神般的伟大与崇高随着一个时代终结而失去了原本的辉煌，在众多的城市现实主义作品之间，显得诚惶诚恐、孤立无援、不知所措。在市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语境中，文学想像力因为欲望的张扬而丧失了自己的领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各自的特点逐渐被颠倒和置换。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朦胧，两者逐渐向现象现实主义靠拢而趋于一致。现象现实主义创作本身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实践，它过于强调对现实真实的直接描写和反映，而忽略了文学对现实的虚构，文学本应通过想像使现实真实和人文精神被容纳进文学品质，以文学的想像真实来展现现实真实。现实真实是平面化的真实，它简单而肤浅地对现实进行直接描写，它无力承担起文学揭示现实本质、指引人性美善的重担。
从与市场化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写实”、“新状态”、“新生代”、“新人类”等一系列以“新”命名的创作潮流来看：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和写作技巧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隐喻、象征等策略在作品中被运用得很积极，甚至有些泛滥成灾的味道，但这些诗性的写作手法究竟对作品的主题和精神起到了什么作用，却说不上来。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当文学作品没有完整的文学品质贯穿其中，没有以张扬艺术精神为终极目的，没有以倡导人文关怀为创作态度的时候，他们的审美空间是悬置和零碎的，其作品的主题与精神也变得模糊不清。具有文学品质和价值深度的文学作品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的文学想像基础之上，以艺术化的构思赋予文学作品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人性思考。英雄主义主题的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英雄主义的实质，不仅仅在于英雄本身，更在于与英雄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社会、生与死、爱和恨等因素所共同构建的整个叙事空间。这显然是这批以“新”命名的文学现象所无力表现和承担的。
在城市平民小说的喧嚣和浮华背后，英雄主义并不会消亡。它所蕴藏的深刻人性思考和人文关怀决定了它在被城市小说掩盖了一段时间之后，必定会被重新重视。因为对霸权化的反抗、对单一意识形态控制的反抗是人性的本能，人性与艺术的结合使文学在适应市场化意识形态和现象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渴望和呼唤着英雄主义，并悄然地创造着与实用英雄主义不同的、带着艺术精神与文学品质的英雄主义。事实上，在城市小说的汪洋大海里，始终还有着那么几艘英雄主义的大船在乘风破浪。英雄主义情思在随着现象现实主义的变化起落浮沉中成长和坚强，它已经不再似以前的政治化英雄主义那么孱弱。英雄主义在历史语境中不断改变着表现方式，以更加丰厚沉实、更具有文学化色彩的英雄主义情思表现着生活的全部生动和丰富。因此，英雄主义的精神应该而且已经溢散在不同的时代以及生活的不同领域之中。这些英雄人物不是完美无缺的超人，而是面对着严峻的社会现实产生意义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严肃认真的对生活的思考，从人类整体生存的优良品质中寻找着自己生存精神的立足点；他们有情感、思想和性格的致命弱点，但仍然体现出一种激流勇进、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气质。比如说陆天明的《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夏志远；张平的《法撼汾西》中的刘郁瑞和《抉择》中的李志高；流波的《红蜘蛛》中的牟子民、牟晖……这种英雄主义气质已经不同于以前的革命英雄主义，也不仅仅是古典武侠、希腊神话中英雄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延伸，它本身就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变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与生活和人的灵魂相一致的，是对英雄主义的特殊呼唤和渴望。不难发现，这种对中国英雄主义的呼唤并不偶然，它正是对城市文学和现实生活中充斥的颓废气息的反驳和抨击。也是对市场化意识形态和现象现实主义霸权的反驳和抨击。现象现实主义是市场化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培植的一种霸权。它一方面促使中国文学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微小的平民叙事；另一方面缔造出大批城市小说去零碎描写现代城市文明的残酷与光明、痛苦与快乐。大气的人性关怀、深厚的生命思索在这样的叙事情境中消失殆尽，英雄主义似乎也成为一道远去的风景线，在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消散。虽然池莉、林白、陈染等女性文学和私人小说中的平民叙事或多或少都以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阶段为依托，以探究人的灵魂和思想为目的，但这样的追求在浅层次的现实揭示手法中被淡化和消解，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务实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