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市场抡年代代文学批判
作者：徐肖楠等
市场化年代城市小说的诗性匮乏
岑长庆
在市场化的文学生态中，市场化城市小说正以其“时尚性”和“现实感”俘获着越来越多的读者。邱华栋、朱文、何顿笔下的新拜物教，卫慧、棉棉、周洁茹笔下的时尚生活，都复制着他们身处其中的市场化生存现实。然而，市场化城市小说对现实表象的直接模仿，使之呈现出平面化和模式化的倾向，缺少生命和历史的深度融合。市场化城市小说对虚构和隐喻的漠视，更造成了其自身诗性品质的匮乏。在人们徘徊于功利的市场化年代，小说应该保持追问历史与生命的文化立场与诗性立场。市场化进程中消费主义的蔓延与理想主义的失落，使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当下的实际生存，新写实小说于是粉墨登场，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以其强烈的“现实感”博得了人们的青睐，开市场化城市小说之先河。新写实小说对生活现状的简单复制虽然能引起处于同样境遇的读者的共鸣，但它们的文本忘却了想像和虚构，直接面对现实本身。然而小说的艺术性是与小说的想像性和虚构性融为一体的，艺术深度的缺乏往往导致批判力度的弱化。新写实小说自诩“真实再现生活本来面目”，陷于对生存的表面状态和平庸需求的复制性描述而不能自拔，把对现实的现象描述等同为对现实的本质反映。这种简单的等同所忽视的，是潜藏在生命和历史深处的悲剧精神和理性批判力量。小说应该摆脱现实表象的制约，进入历史深处的精神内质，摆脱现实的平庸性，展示远离功利意识的历史诗性和生命丰富。
由于缺乏对艺术的追求，新写实小说无法摆脱现实表象的羁绊，无法揭示人性深处的、更为丰富的生命情态。然而新写实小说之后的市场化城市小说更彻底地走向了物质化的现实。城市商品化的急剧加快和大众媒体的极力渲染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需求，何顿的《我们像葵花》、邱华栋的《城市战车》、朱文的《我爱美元》等，满足了人们这种阅读心态。何顿笔下的人物在经济竞争的社会秩序中寻找着为自己服务的一切，他们最终都背弃了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如果说何顿对小说人物的物质异化尚存有某种忧患意识的话，邱华栋的小说人物则更彻底地奔向了新拜物教。在他的笔下，城市“是一座欲望之都”(《手上的星光》)，“像一个巨人的细菌培养基，只要有一点水和阳光之类的玩意儿，那些各种活跃的东西就呈放射状开始繁殖。”(《哭泣游戏》)邱华栋热衷于设置时尚奢华的人物，这些人物不知疲倦地出入于游乐场、咖啡馆、大酒店、大公司，沉溺于迷惘、麻木、冷漠、堕落的生活。夸张的情节、铺陈的场面、喧闹的气氛、频繁更迭的背景，使人们仿佛置身于好莱坞电影。小说本应是对现实的艺术化的追求，然而在何顿、邱华栋、徐坤、张欣等作家的笔下，小说越来越失去艺术的深度性，越来越变成对现实的感官化追求。
90年代是市场化在中国充分展开的年代，也是70年代生的“美女作家”们分享身体盛宴的年代。人们更加远离艺术本身所蕴含的诗性快乐，更加重视小说所带来的身体快感，“美女作家”们的“身体叙述策略”于是应运而生，给市场化年代的人们带来了更强烈的感官刺激。“美女作家”们笔下时尚的“生活哲学”“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像卫慧那样疯狂》)小说人物在酒吧、迪厅、咖馆和寝室中狂舞、做爱、酗酒、吸毒，满足着自己的各种轻浮的感觉和冲动，但是谁都无法掩盖身体盛宴过后的空虚、颓废、伤心、绝望。在“美女作家”们的笔下，爱被单纯的性吞没了，过去理想主义的爱情和优雅凄伤的爱情被放浪无忌的性爱所取代。在感官化的叙事法则的支配下，性爱主题成了“美女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在“美女作家”的小说里，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啦啦啦》、周洁茹的《我们干点什么吧》等，性爱的场景都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有意无意地助长了读者低俗化的阅读倾向。对爱的表述，应该尽量摆脱纯粹的肉体享乐主义和感官刺激，上升为精神的碰撞与融合，例如像《欲望的旗帜》中的爱与生存价值、爱与血缘、爱与伦理的空前错位，把爱的真谛，爱的力量、爱的意义重新加以建构，并赋予了它们超越生与死的可能。爱在《欲望的旗帜》中被精心塑造成人的本质性精神流向，它决不等同于或可以被注解为性爱或性的表面现象。而市场化城市小说中的性描写，已经类似于一种平面性的感官化行为，缺乏对性的升华和对爱的反思。
无论是何顿、邱华栋、朱文，还是卫慧、棉棉、周洁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写作心态都被浮嚣的现实紧紧攫住，都没有使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城市在作品中得到沉稳、从容的表现。城市的各种利益纷至沓来，并迅速膨胀变形，把一幅极富诱惑力的图景推给他们，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制于城市的市场化意识。他们的写作已经失去了个性解放的意义，现实——利益——身体所合成的怪圈紧紧地钳制着他们，将他们驱向锐化感官和漠视灵魂的危险境地，小说的艺术个性和生命诗性在急功近利的物欲追逐中悄然迷失。
市场化城市小说所包含的生活情调和内容，以其模式化制作而适应了市场化年代的城市读者，其艺术品质的缺憾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家的天职是追求形而上的诗意生存，而不是附和形而下的世俗生存和表象生存。市场化城市小说使人们更不关注文学与现实的想像性、虚构性关系，更愿意把文学当作一种现实现象来阅读，把文学直接当作现实，人们难以看到也不愿看到先锋小说式的悲剧隐喻。对现实的过于亲近，使市场化城市小说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提升和批判的能力。而文学本该拥有虚构和想像的特权，文学本该用隐喻的思维创造艺术的世界，使自身成为高于现实世界的理性和人性代言人。
我们生存在一个缺少文学隐喻的表象化时代，一个缺少文学想像的平面化时代，隐喻的缺席使市场化城市小说无法摆脱表象化的现实空间，更难以展开人性化的想像空间。市场化城市小说虽然能给我们强烈的现实刺激，但是这些感觉却往往是肤浅而短暂的。喧嚣与骚动过后，也许我们更需要一种超越现实的感受，一种对历史的遥想和人性的追怀。小说的价值本该体现在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现实、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存即诗性生存的可能上。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锐的《无风之树》，都将当代人的灵魂安置问题提到首位，试图摆脱当代生存困境的制约和迷惑，进入灵魂生存的深处，探寻人性的精神内质。这些专注于人的精神本质的作品，力求摆脱现实的平庸性、浮躁的功利主义和泛滥的后现代话语，远离现实功利意识和大众文化特征，追求艺术真谛和生命深度。
在市场化年代，我们仍然需要阅读深度和精神深度，我们必须坚守人性理想和追求现实超越。市场化城市小说应该提升自身的艺术高度，使人们重返语言的主体位置，转变把小说视为满足感官的工具的立场，用具有意义价值的诗性话语来追求文学的审美本质，展示人的精神内核的崇高与丰富。批判精神和诗性品质，是市场化城市小说应该追求的文化立场。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