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
作者：汤学智
本文第三节已经谈到，文学理论批评虽然属于文学整体的一个分支，但也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系统，即由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应用研究共生互动构成的生命链；这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基础。但新时期之前，这个“生命链”遭到破坏：基础研究不仅独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种，并且最终走向“左”的极端；应用研究直接成为“左”的文艺思想应用和验证园地；发展研究则被排除于外，一片空白。这种状况，与创作上的困局相呼应，共同表征了文学的生命危机。
新时期之初，文学理论批评工作的重心，是批判清理“左”的理论迷障，为传统理论正本清源，为文学复苏扫清道路。当这一任务完成，一个新的问题立即提出：为适应文学创作多样化发展的新现实，并能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对话，文学理论批评必须开拓创新，寻求对“传统”的超越。在实际探索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研究方法问题。人们普遍意识到：“方法是一个理论体系的灵魂”（普列汉诺夫语），理论创新必须先求方法观念的变革。1985年前后，形成全国性“方法热”。
方法问题探讨取得几项重要成果：一是对长期以来影响创造性思维的主要障碍（传统思维习惯的惰力、“左”的批判性思维的破坏力、封闭性思维的窒息力）的反思与揭示。明确了探索与突破的方向。二是对西方相关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借鉴。特别是系统论方法、比较文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为文学研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向度拓展与深化提供了动力。三是对方法系统的理论探讨。认识到科学方法论，并不是仅指一种具体的方法，它是一个包涵不同层次方法的有机系统，最高处是哲学方法，居于指导和统帅地位；其他层次方法，由于属于不同的理论方法体系，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同时也就具有各自不同的局限性。因之，调整与变革研究方法，必须首先从哲学方法论高度，分辨不同层次方法的利弊得失，方能辩证吸取，提高有效性，避免盲目性。四是对方法论与目的论关系的探讨。明白了方法说到底只是达成目的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契合并服务于目的才是有效的，而且目的不仅选择既有的方法，还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研究主体）创造新的方法，因此必须始终将研究的目光锁定在目的（目标）上。五是对“中介”概念的接受与肯定。意识到中介是不同过程或事物的居间联系环节，揭示了运动着的“两端”具有不可否认的统一性，在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发现生长点的关键性环节，其中隐藏着理论深化和拓展的契机。六是“思维变革”命题的提出。在关于方法论探讨中，人们发现决定方法的是处于更为深层的思维方式；倘若思维方式不变革，不仅很难接受新的方法，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很容易被扭曲变形。于是有文章呼唤“思维变革”，并具体提出：在起点处，提倡“变经验归纳为科学发现”，将目光紧盯住那些现实中虽“特异”“反常”，但有可能孕含某种潜在规律，联系着未知的事物；在研究时，引入“模型”思维，其过程是——事实原型→思想原型→新概念→理论模型；在批评鉴赏中，加强“精细的”语言分析，超越语言“工具论”，深入揭示文本丰富多重的生动内涵。三者贯穿着共同的“生命”意识：认识对象是有生命的，理论建构是有生命的，文本语言是有生命的。⑥方法论的探讨，推动了研究主体的深刻变化。那些期望有所作为的研究者，纷纷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主动调整知识结构，改变研究视角，转换研究方式，以新的装束，成为理论批评变革的主力军。
理论批评变革一个突出成果，是新学科的建设。在方法论热潮中，被人为阻隔了几十年的西方有关文艺学美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学说大量介绍进来，这对充满责任感、使命感、迫切感的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既是一种启迪，更是一种刺激。他们深感自己的落后，决心在借鉴基础上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学科。集中体现这一建设成果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文艺学新学科建设工程》，计出版专著17种，译著11种；此外，还有童庆炳主编的《心理美学》丛书（13种），以及许多学人的独立著作。内容涉及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符号学、文艺阐释学、文艺价值学、文艺创造学、文艺风格学、文艺叙事学、文艺批评学、文艺信息学、文艺社会学、文学意象学、象征论文艺学、结构主义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控制论美学、系统论美学、接受美学、心理美学、技术美学等等。这些新学科，短时期内潮涌而出，蔚为壮观，形成新时期文学理论一次爆发性变革，充分显示了思想（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解放所带来的巨大创造力。它们有的是更高层次的哲学、美学向下延伸的结果，有的是相关学科理论与文艺学交叉融合的结果，有的则是直接由文艺学自身分解提升而来。尽管各自所达到的成熟程度不一，有的还比较仓促肤浅，但总体而言，其成果迅速填补了民族文学理论生命链中的结构性缺失，实现了自身机体的完整与平衡，意义不可低估。在文学理论生命链中，新学科属我国尚为空白的“发展理论”层面，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酝酿和促进整个学科调整、突破和发展的关键环节。它的集中生成，从文学理论内部凝聚成强大的生命能；这一强势能量，迅速向上下辐射，直接推动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发展变革。
基础理论的变革，突出表现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破与发展，代表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三部“文学原理”（钱中文的“发展论”、杜书瀛的“创作论”、王春元的“作品论”）。共同特点是，广泛吸收新学科所提供的新理论新方法，以开放的创造的精神强化了文学审美本质的研究，继承中有扬弃，坚持中有发展，使传统理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一般走向特殊，由僵化走向生动具体，获得生命的新机。同时，又容许其它理论形态的探讨，如刘再复的“性格组合”理论、“主体性”理论，童庆炳、畅广元的“文学活动”理论，何国瑞的“艺术生产”理论等，开始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独专的一统天下。
应用理论领域也是这样：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批评）模式在开放和吐纳中得以深化与发展；一方面提倡借鉴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多视角开拓与试验，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的新人新著，如赵园和她的《艰难的选择》、陈平原和他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王富仁和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钱理群和他的《心灵的探寻》、汪晖和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黄子平和他的《沉思老树的精灵》、季红真和她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贺学君和她的《中国四大传说》等等。这些成果，或许并非都是直接受益于新学科建设，但其中所体现的理论、视角、方法，无疑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这样，上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多元共生的态势初步形成。（待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关于这一认识，1998年已有论文《文学生命谫话》发表于《学习与探索》第5期。
②上世纪80年代，张教授创立全息生物学，其核心概念是“全息胚”。他指出：全息胚既是构成生物体的结构单位，又是相对独立的向着新个体自主发育的发育单位，因此，它具有两个生命。这样，它就不仅解释了生命体的内在同一性，也揭示了生命体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自我裂变的可能性，以及裂变后的新生命与其母体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③见作者《三螺旋：基因、生命体和环境》，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硬皮版。作者反对基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环境离开生物体是不存在的。生物体不仅适应环境，而且也选择、改造、改变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这种能力，是写入基因的。这样，基因、生物体、环境三者就像三条螺旋缠在了一起，都同是因和果。基因和环境都是生物体的因，而生物体又是环境的因，因此基因以生物体为中介，又成了环境的因。这一“三螺旋”见解，在强调基因、生命、环境三者间辩证关系的同时，还突出了生物体（生命）的主体（主导）地位，及其中介能动作用，很有启发意义。这部著作中国目前尚无译本。这里的介绍依据2000年８月９日《中华读书报》22版方舟子《生命的三螺旋》一文。
④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1年3月号《诗刊》。
⑤郑伯农《在“崛起”的声浪面前》，《诗刊》1983年12月号。
⑥许明，汤学智《论文学研究的思维变革》，《学术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