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马德:中国卖官第一贪

作者:陆有军




  到了2002年4月1日,这是马德在绥化政坛上的最后一次“表演”,也是马德在绥化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就在绥化市直机关会堂举行了会议,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56名当选的代表按姓名笔画排序,马德位列第二。然后,由马德做了“重要讲话”。会上,马德还在强调:“要把将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
  当天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当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日程,驱车前往齐齐哈尔市参加省委召开的重要会议时,在某一公路收费站,一位武警手持令旗,示意马德的轿车靠边停下。
  马德的司机将车窗摇下,这时,从公路一侧走过来中纪委的工作人员,迅速将车门打开,手持着一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印的指令,大声地宣读着对他执行“双规”的决定。
  至此,马德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为了逃避罪责,马德的儿子在被“双规”前,匆忙地烧毁了5个存折和他的假身份证。负责办案的人员当时拿着马德儿子的照片到银行指认时,他们一下就认出了马德的儿子,他们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太深了。因为那天为他办理2000多万元的转存,银行人员整整忙活了一天。银行的工作人员肯定地说,就是这个人,但不是这个名字。马德案发后,检察机关在搜查其住处时发现300多个信封,都是下属送钱并标有名字装钱用的。由于这些信封没有丢弃,结果成了办案人员追查的线索。2000多万元的巨款,马德全家花去的其实并不多。有一些被马德拿去放了高利贷。由于可以变相给他送钱,最终出现了借贷者争着向马德贷款的局面。
  田雅芝共给儿子汇去2000多万元,可他的儿子在北京拥有一辆价值达近百万元的高级轿车,还一直开着一辆30多万元的帕萨特。他在北京住的房子就有100多平方米,里面的健身器械都是成套的,还有两台三星牌背投电视机。
  事实证明,马德、田雅芝和他们的儿子三人,对于收受赃款已经形成了高度的默契。在这一期间,马德的儿子不但没有进行任何制止,而且还帮助父母窝脏、转移赃款。
  就在马德案发以后,中纪委办案人员同时将他的儿子实行了“双规”。“双规”期间,办案人员对马德的儿子采取了“政治攻势”,反复多次地向他交代了党的政策,并苦口婆心地劝慰他要与其父母划清界限。
  可是,马德的儿子干脆一声不吭,一句话也不说。有时,连饭都不吃了,就与办案人员对峙着。
  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办案人员与马德的儿子见面时,发现他两眼红红的,一脸憔悴的样子,忙问:“怎么?你没有睡好觉?那就这样吧,今天你好好地再休息一下,明天再谈!”
  还没等办案人员走出隔离室,马德的儿子立时就大哭起来。办案人员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劝说道:“别哭,你别哭啊!有什么事情,你冷静一下,好好地说嘛!”
  马德儿子两眼流着泪水,双手扯着办案人员的手臂,说:“我交待,我全都交待!你们能宽大处理我么?”
  办案人员点了点头,说:“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只要是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彻底坦白交待,我们一定能宽大处理你的!”
  马德儿子一听这些话,他手掐着纸巾,不停地擦拭着泪水,他悲伤地痛哭起来。哭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将手里的纸巾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哭喊道:“哪里是几百万,是两千多万元呐!我这么一说,这不是要了我父母的命啊!”
  
  田雅芝“双规”后,她企图顽抗到底,拒不交待与马德买官卖官的犯罪事实。当办案人员将她儿子已全部交待的事实和盘托出时,田雅芝顿时浑身就软了下来。她流着泪,趴在地上,不停地给办案人员磕头,哀求道:
  “办案同志!我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儿子吧!所有的行贿、受贿,与我儿子无关,都是我和马德干的!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放过我的儿子,一定要保住我儿子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
  
  尾 声
  
  德国作家布莱亚特曾经说过:“贪欲的开始就预示着要在牢狱里而告终。”
  读着这些惊人的内幕,骇人听闻的细节,人们忽然发现马德不仅是一个饕餮之夫,更是一个暴殄之徒。这个整天标榜自己、给自己贴金的人,其实是一个最最顶级的大骗子,是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大贪官啊!
  2005年5月14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早餐前后》节目组记者,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对被判处无期徒刑、正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的马德的妻子田雅芝进行了采访。
  记者在监狱看到的田雅芝,身材清瘦,皮肤白皙,五官清秀。采访时,她的神态还有几分倨傲。可是,一说到她的儿子时,她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了下来:
  
  田雅芝,53岁,大专文化,“双规”前是黑龙江省林业人民法院副院长。
  我和丈夫马德都是在克东县乾丰镇出生的,我家住在乾丰镇福安村。我们在中学时期学习都是非常优秀的。那时,我和他在县里都是比较有名的。后来,马德从县里回到公社负责后勤工作时,我们俩就自由恋爱了。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人比较老实厚道,精明能干,特别有才气。几年以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和马德都是农村的。马德家特别地穷,父亲30多岁就有病。马德十几岁母亲就去世了。一家八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结婚后,他就上大学了。大学毕业后,马德在哈尔滨工作,我却在农村,两人分居多年。婚后,我们俩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儿子为我们这个家庭增添了欢乐,带来了幸福和希望。从那以后,我把我的一切,全都寄托在丈夫马德和儿子的身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求一生幸福、平安,也就满足了。那时,在我的心里,我希望一生离不开丈夫,丈夫也离不开我。我一生离不开儿子,儿子更离不开我。
  1982年2月,马德先后任海林县政府副县长、副书记、县委书记、牡丹江市副市长。他到牡丹江主管工业时,一个月在家住两三天,还得贪黑起早地工作。由于丈夫马德的政绩突出,1996年11月他被任命为绥化行政公署专员。
  等待丈夫马德搬家的时间里,我连续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觉。整天乐得我嘴都合不拢,我和马德一起,游览了绥化的山山水水,踏遍了绥化的肥田沃土。当我看到绥化的巨大变化和丈夫马德荣升后的喜悦时,我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我和马德一定要在绥化这片土地上,做出惊人的事业来!可就在我无限憧憬美好的未来时,一个无情的打击显些将我击倒!我觉察到丈夫马德在外面交上了“小姐”。
  当时,我的心比猫抓还难受。无声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到了晚上,我用委婉的话语问他:“这些天,你都和什么女人在一起了?”可马德的回答,真是令我心寒呐,他冷冰冰地说:“什么女人?大院里的女人多的是,你问的是谁?”
  面对丈夫马德的抢白,我没有言语,只在心里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痛苦。
  为了挽救这个来之不易的“权力”和这个来之不易的家,我又一次地和他商谈。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他根本就不醒悟,换来的是他满口的污言秽语。为此,我的眼泪流干了,我的痛苦已经达到了极限。于是,我就妄想通过截住马德的财路,掌控财权,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充当他卖官的急先锋,这也是一种对他“潜意识”的报复。
  
  有人问过马德:“那么多人送钱,你能记住吗?”
  马德回答说:“谁送了不一定都记住,但没送的肯定都记住了。”
  当记者问到田雅芝在买官卖官大肆受贿过程中,有没有动摇过时,她大哭起来,哭诉道:“到了顶峰时期,就是想离开绥化这个地方。如果不出事,2002年10月就回省了。马德就当上副省长,中组部考察完毕,就等省人大换届了。这些钱我们一分都没有动,奋斗大半辈子了,全部家当都进去了,而且把孩子还坑了……”
  深深的罪恶感,夹杂着痛悔和对儿子的悲伤,袭上了她的心头。一说起儿子,田雅芝无限悲伤地说:“出事以后,儿子关在黑龙江进行隔离已有两年。儿子曾是全省十佳中学生,北京大学毕业,1999年留校。如果不出事,儿子的前途不可估量。在学校时,团中央就看中他了,北大这些年从来没留过本科生。那一年,北京留下了16个博士,几个研究生,就他自己是一个本科生。那年,他才24岁,正科级。25岁时,提升为副处,2002年‘五一’准备升任为党委副书记了。没有一个人不说,这孩子太可惜了。”
  
  田雅芝在狱中,已经收到了儿子的十几封信。有的信件已经破了,管教们用不干胶帮她粘上了。田雅芝解释说,是儿子的这些信给了她希望,她经常拿出来看看。所以,这些信件都看破了。随后,她就像看到了光明一样,对记者说,我给你们念念我儿子的信吧:“事情发生这么久了,我早已学会了坚强地面对一切,因为我知道未来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拼搏了。我会珍惜自己,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能为爸妈创造幸福的生活,我也乞盼妈妈保重自己的身体,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妈妈你自己要吃好睡好,记住把希望放在未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相信你的儿子。从小到大,我们吃了不少苦,这些也能度过去的。”
  田雅芝一边阅读儿子的信件,一边对记者说:这些信件是我的支柱,有了这些我才能活下来。儿子在这封信中说:“人在物质和外在环境条件匮乏的情况下,精神境界会极速提高的,这种经历我曾深深体会,切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遭遇不幸,流离失所……平安是福。”儿子还说:“只有真正靠感情结交的朋友才会在你危急时不离不弃。当时因为利益和你交往的,也会因为利益没有了,他也失去了……”
  此时此刻的马德,早已是泪流满面。面对着法律的审判,他高声地大喊道:
  “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啊!”
  
  (作者特别声明:文中除马德、田雅芝、李刚外,其他人属于正在判刑、“双规”和坦白自首期间,人名用符号或化名代替。另外,本作品谢绝一切新闻媒体、网络转载,一经发现,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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