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生造一个林黛玉
作者：吴芸真
挨过新年——1967年，新春结了婚。但那位同船校友却一去不复返，这原本重荷的心，又沉沉浮浮地悬了起来，让人难以琢磨，明明是真实的珞珈校友邂逅，却又仿佛是一段了无痕迹的梦幻，只有等待。等来的将是甚么？误判的文告？尖利的伤痛？还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檄文？
红头文件的标题是：“中文系阶级斗争新动向”
春寒料峭，这位同船校友跨过了新春，寻踪似的找到了我的新址——我婚后夫君的单位。一个大信封递给我：“想办法借出来的。有编号。两天后我来取回。”话很轻，为避免来客登记，他没进大门，说完便离去。我居住的新址是个新闻单位，在武汉地区两派斗争激烈的当时，它被看做算是很权威、很政治的那一类机关单位，其保密、保安管得严格。我不在这里工作，对它也心存警戒。
手中像托着一块红烙铁。我飞快地上楼，这时下午人们刚上班不久，没有人见到我的慌张，进了家门即下锁，迫不及待地抽出文件，心里怦怦直跳。一排红字跳入眼帘，是武汉大学的文件，有编号，内文标题好像是：“中文系阶级斗争新动向”。文很长。这份文件似仅载此一篇。
首先翻找有关我的那部分——整整一段“吴云贞”约有五六百字，大意是：父亲长航工程师；上中文系几年后，偏好古典文学，遇风花雪月，吟诗作词；爱读《红楼梦》，中毒很深；常以泪洗面，清晨以手指枕，“点点泪痕，何时能干？”还学黛玉葬花；受没落阶级思想影响，进校时还申请入团，高年级不再求进步；是受封资修文学毒害影响很典型的例证。文中还引了我的日记。
这篇“阶级斗争新动向”，历数了中文系师生受中西文学“毒害”的一些例证，扣了各式的政治“帽子”，点了不少师生的名：如“丧失立场”，系党总支书记李毅成以《资治通鉴》求教于“右派分子”程千帆；如“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点了1962年毕业的一位女生，她欣赏西方的“昏黯的路灯下，一辆四轮马车咚咚咚地从石板路上走过”；如“歌颂个人奋斗”，点了低班六五届一位男生，他的诗颂扬了百花凋零、肃杀时节的傲雪红梅……
读红头文件，开始心惶惶的，不知给定的甚么罪。读了两遍，心中不由得恨恨的了。
这哪里是我吴芸真哩？这明明是生造出的一个“当今林黛玉”嘛！
我恨不得大喊几声：“这不是我！不是我！”
红头文件说，爱读《红楼梦》。读这部古典名著我比同窗或许要早、次数要多，这不假。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试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事出有因：父亲出生于大家族，家中有名著藏书，我少小时他常因我是独女而选《红楼梦》一些篇章让我读，意在学些人情世故、礼仪风范，且家中留有四十年代评“金陵十二钗”每个人物的剪报和有关“红学”著名学者的评介，这给我留了个近水楼台。于是想就近得月。毕业论文是五年学业成绩的标志，且论文角度又是综合整部小说来写的，要在不到一年时间翻遍《红楼梦》（人民出版社1957年整理本）的四大本和《石头记》两厚本，还要参阅许多“红学”有关书籍，要做出一点学问来，能不认真投入进去吗？选题定了，这时不管对它“爱”与“不爱”，都得去读、去参阅、去做笔记、去分析综合，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予以归纳并升华，发表自己的观点，写出只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论文来。我的毕业论文，我自认为很不错，读过的同学也有同感，可惜按规定交卷时间晚了一周。导师不悦：“晚交要扣分，不然是可以得满分的。”做论文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过来人都十分清楚。
红头文件说，常以泪洗面。读这一段，我自己都好笑。孩提时患肺结核时好时坏直至考大学，十来年落下好激动好感动的毛病，激动不已即落泪。记得让我激动得一场恸哭的是1956年6月1日在南京，篝火晚会上我与同班好友尹真（而今南京大学物理系博导）十分激动，十四岁的我们都是中队委，即将初中毕业，不久我便溯江而回武汉，我俩真诚地交换了绸红领巾。这时的我们已读过《古丽雅的道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英雄主义的鼓舞和篝火晚会的激励，我俩久久地握住对方的手发誓：好好读书，将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随即上教室打开日记本，用小刀划破中指，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血书，写完便伏案大哭直至手脚发麻，泪眼婆娑迎来东方发白。那时天真，但我知道为“血书”，我将付出终生代价。直至1967年春十多年，这也是哭得最厉害的一次。1959年入大学仅十七岁，算是“一张白纸”，自认为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大学数年深受党的传统教育、正规教育，精神正常的人，怎么还会常以泪洗面？犯神经病呀！想想这真令人不解，原本正规文件应是纪实材料，却变成了艺术创作，还煞有介事的，真是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好手！
红头文件说吟诗作词，情感颓废。我日记中是留有不少诗词，不过是借天地花木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而已：叹过花落如雨的樱，感慨岁月易逝、青春难再的无奈；吟过凌霜傲雪的梅，以歌颂1963年刘道玉等在莫斯科红场“反修”的壮举；赋过不畏风刀霜剑雪压的峰上青松，遥寄对阿尔巴尼亚人民不畏强敌、光荣孤立的赞颂。诗词讲究“兴、比、赋”，有的难免低沉，但并不颓废，更不是中什么“毒”！我曾在武汉大学的校广播台十分积极地工作了四年，曾前后两年在5月3日熬一整夜为“五四”青年节写出激越高昂的政治抒情长诗《青春赞歌》和《让青春更加壮丽》，“五四”青年节清晨在校播出，颂扬“五四”革命精神、讴歌青春的壮美，从而激发珞珈学子的革命精神和政治热情。这诗中哪里找得到一丝一毫的“颓废没落阶级情感”呢？在校广播台四年间，参与了根据电影剧本改编广播剧《自有后来人》（即《红灯记》，当时电影尚未上映）的创作，改编时，接受了我将原剧本的铁梅牺牲改成她上北山抗日、给人有革命后来人的希望这一符合生活本质的结局，广播剧应听众要求播放数次，反映强烈；还与播音组长向前同学共同策划编导了《革命烈士诗抄》配乐诗歌化妆联诵——狱中革命志士戴铁镣在《五月的鲜花》乐声中，抒发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革命豪情，在武汉地区巡回演出效果极佳，观众感动得落泪，《〈革命烈士诗抄〉诗联诵》在武汉地区高校文艺会演中获奖。倾心“诗联诵”，对革命烈士十分的崇敬，主导是新中国的建立、社会巨变、党的传统教育等等；还有一个切近的原因，是《革命烈士诗抄》里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一位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是我父亲大学时代的同窗，闹学潮南下请愿的领袖人物，父亲敬佩并怀念他，给我讲述过当年的故事。正是基于这样对英烈人物、革命志士的深厚阶级情感，经过了再创造，才有了深深打动学子和观众的广播剧和诗联诵。它们体现出来的是昂扬的革命激情，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气，它与颓废的没落阶级情感绝缘。古人云：文如其人；哲人说：看事物要看主流。不可否认，人有脆弱的消极的一面，但我吴芸真扪心自问，鉴于学习、社会工作、写诗填词以及编创文艺节目，其人生思想主流不敢说百分之百是无产阶级的，至少是积极健康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