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生造一个林黛玉

作者:吴芸真




  “标题是‘中文系阶级斗争新动向’吗?”我问。
  “不!”她否定了,“那是1964年初啊!标题是以后加的。”
  她叙述完后,像卸了重负一般显得轻松一些,又笑着叹口气:“那时没到‘文革’,也够‘左’的!”她是说当年?还是说文章?耐人寻味。
  提起“葬花”,她才有印象的。我说:“那不是我,‘吴云贞’那段多有不实。”她认真地看着我说:“从这次创刊接触看,在你身上找不出那个‘吴云贞’的影子。”
  “太好了!您这是给我‘平反’了!”我俩相对笑了起来。我开玩笑补了一句:“要闹平反,我还得去找曾部长!”
  她问起了部长报告的事。我告之,是听过报告的学长告诉我的,报告大约是提到读《红楼梦》,提了葬花,点了武汉大学的名,点了中文系,点了“吴云贞”的名。她连连说“抱歉”。
  “这不是您的错!”我赶紧打断,调侃地,“他做报告,我出名。一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班学生,不管是‘臭名远扬’也罢,‘名声大振’也罢,反正在全省很是风光了一次。这也很难得呢!”
  “还去找那个副教授吗?”她问。
  “不了!”我说,我知道“文革”期间他也受到一些伤害,相信他也不会那么健忘,他被伤害的体验,或许会使他因伤害过一些师生而感到良心不安吧。对二十年前的“红头文件”,他是“维持原判”,还是重新审视,是他自己的事,不管他怎么看,对于我来说,这都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她轻舒一口气:“你能这样宽解。我真没想到!”
  整个下午在对话中度过,二十年的时光在这书房里飞快地倒流演义,从欢愉到沉闷又恢复到轻松。我们终于摆脱了那个时代赋予的沉重!
  书房暗淡下来,我起身告辞。她在寻觅什么,是想给我留件纪念品。
  “不用了!您在二十几年前就留下了纪念品。”我指的是她出现在课堂,她给我留下的震撼,“美好的回忆,终生难忘!”
  “好吧!”她浅浅一笑,握住我的手,有遗憾,有欣慰:“崇尚美好,埋葬丑恶:心灵就会变得美丽!”
  在门前我们告别,都有些动情地挥手“再见”。她和我同样明白:我们这是向那伤害和被伤害的年代告别!
  心里不平静,不想立时回家,便信马由缰地登上了长江大堤。华灯初上,沿江大道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码头和船只灯火辉煌,笛声悠长,惟有浩浩的一江秋水,映着两岸灯火,静静地流逝。面对都市的繁华和喧嚣,刚告别了的书斋,显得静谧,温馨。坐在堤上,仰首苍穹,令人感慨时空的博大,乃至不可知喻。
  在提起她给我留下的纪念时,除了她光彩照人的一幕,还因她敏感而不敢贸然说出的东西——载于红头文件的材料整理稿。
  我不敢妄加评说,当年的那位副教授为什么要抛出这份冠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标题的材料,以致1964年曾部长在报告中点学生的名,“文革”初它又载入武汉大学的红头文件,内部广为传播。一个经艺术加工塑造的形象——吴云贞,在我省乃至中央的宣传文教部门,都认定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封建时代的林黛玉”、“当今的林黛玉”:一个酷爱《红楼梦》,效颦“葬花”,每日以泪洗面,只知风花雪月,不屑争取进步,持没落阶级情怀,无甚阶级觉悟,受“封资修”文学毒害深重的学生。
  这二十年来,它在我的生活、工作中不断设置障碍,在精神上的打击、重创,几句话能说得清吗?
  尾声·悠悠然、一缕轻烟摇曳着淡淡散去
  人世间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悲喜剧,“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回首往事,一份文件引出这么多的故事,如若发生在性格刚毅的人身上,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三十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它不是弹指一挥间,从愤怒痛苦,到平静不在乎,再到说他人,如故事一般,心路历程也不是直线的。三十八年中,有雷、有电、有风、有霜、有雪、有雨,当然,也有日、月、星辰。其实,人生道路上,除了个人的悲欢离合,还有社会责任、国家利益、事业兴衰等冠之以时代使命的重大课题。也正因如此,三十多年的文字编辑生涯,令我深刻领悟。
  个人的事业歧误,较之于国家危难,又算得了什么?且为编辑出版事业的认真付出,从而得到了社会的真情回报,鉴于此,往昔的伤害、坎坷,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走出暗淡,也并不都是灿烂的日子;向往高洁,却依然在平俗中跋涉。故,回望旅程,无甚可令我同窗、学长乃至前辈欣慰的。
  但是,比照1964年毕业时节,他们对我的关注或担忧乃至失望,或许有二三事聊可一叙:一是,脚踏实地做默默无闻的编辑,始于《湖北文艺》,后改《长江文艺》,再调《长江丛刊》,后与校友创刊《今日名流》。始终未忘年轻没入团的遗憾,虽被个别人调侃为“低潮时”,仍在八十年代末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今,也都“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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