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生造一个林黛玉
作者：吴芸真
干校后期，住上了瓦房，电灯也很亮了，晚上也不开会了，在学习规定的马、列的书外，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厚厚的两卷，两位伟人的通信，令我震撼：为撰写《资本论》，马克思负债累累；为担负马克思全家的生活和革命活动经费，恩格斯不得不去做资本家式的工厂管理。信中透出信仰的坚定，也透露出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伟人，在某个时期、某个生活层面，有时也很无奈，可为革命他俩现实面对，一往无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创建了最先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书信集》里，感到两位革命导师很亲切。那时，已有个别人抽调回武汉，夜晚聊天打牌下棋的多起来。可我想想自己，大学毕业七八年，除了运动和劳动，没有一天是搞正式业务工作的，珞珈山五年所学能用的有多少？不趁着假日和夜晚读点书，一直劳动下去还勉强，三十来岁一旦分配，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废人还能是什么？这时的读书，是心怀虔诚的。
我终于以我脚踏实地的有效工作，以超负荷的自觉劳动，以认真的读书态度，让人认清了一个真实的我！干校两年了，我学懂了许多东西，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干校，干校生活改掉了我一些东西，学懂了许多，不再虚幻，变得踏实，也有了一些自信——一步一步地走好人生道路。
相比宣传文教系统干校的同志对我的同情与关怀，来自珞珈山的看法似乎并没有改变。在省干校汽车站，我遇见了当年的系团总支书记。她为毕业分配的事，曾找我谈过话，说我是独女，按政策应留武汉，不必填外地了。她的笑容很职业化。我表示不希望照顾想离家北上，她脸色陡然一变，说以我的情况，工作单位很难找。我感谢了组织的关怀。她的笑容和严肃，至今我记忆犹新。在站外等车，她双手插在褪色短大衣口袋里，满脸风霜，头发蓬乱，看来在武汉大学五七干校有些时日了。我上前自报家门，她认出我来，我谈起红头文件的事，想听听如今她怎么看。可能这事触动了她什么，脸色沉了下来：“那材料是‘文革’前的，有‘四清’文件，没有错！那是材料，还有什么可翻案的吗？”或许她察觉失当，又降低了音调，“材料好像是刘永济女儿、那个报社记者写的。封资修的毒害是事实，阶级斗争的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接着她声明不在中文系了，不管这些事，抖了抖大衣转身一边去了。
在我省乃至中央宣教部门，都认定武大中文系有一个“葬花的林黛玉”
1972年夏，我告别干校，回到了文化局系统，1973年参与创办《湖北文艺》。打倒“四人帮”后，过渡到省文联的《长江文艺》。这里的人们都从干校来，有的曾看过我教学，我们一起劳动，他们接受并理解我。从此，我有了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一位学长亲口告之，“文革”初期她为我辟谣，平抑了众多人的责难。一些文学前辈鼓励我，“名牌大学毕业的，只要努力，你会成为很不错的编辑”。经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党中央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后，编辑部议论那位曾部长隆重平反的事，一位编辑说：“小吴！你也有点‘冤’、‘假’、‘错’，可没有‘案’！连‘平’个‘反’的机会都没有！”我先是一愣，立即回过神来：“我早就给自己平反了！“对！”两位资深编辑立即附议，“在干校你教学时，群众大伙就给你‘平’了‘反’了！”在文学前辈这随意笑谈间，忽如一阵驱云祛雾清凉的风,我心中豁然开朗：将近二十年里的那些阴霾的日子，真正已成为了过去！
毕业十年才开始正式工作，我很珍惜，很投入。八九年后我已是个较称职的编辑了。
一日，我去《长江日报》宿舍串门。主人是一个新到的负责人。她住报社宿舍，书房布局如她人一般优雅。我落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她挪过书桌前的椅子对面坐下，开启的话语很亲切，对我的协助予以褒奖，辞令讲究又娴熟，若落在纸上便是一段不错的评鉴。创刊期间谈的都是组稿、版面，未及其它，这时节时间很从容，我感谢她的信任，为获得这一锻炼机会而感到荣幸。沏茶的水开了，她走了出去，我环顾墙壁，一片空白。她进书房，我随即建议：“这墙上似应挂上刘永济老先生的墨宝。”许是书房寂静，我的话让她微微一愣，缓下来她说：“‘文革’初抄家抄完了，一幅都没留下来。”转问：“你听过他的课？”“六十年代初听过一次讲座。”我说起印象最深的事：1959年进校之初——刚进中文系，一位办公室的教师介绍说，“开学了，原本老系主任全国有名的‘五老’之一刘永济教授要来同大家见面的，可是为开学他写了三个字,他一向写字很专注投入，结果累得出了一身汗，病了一大场，不能来见大家了。”先生对事业的投入，传为美谈，令人难忘。
“那时我家在二区！”她的话很感情，轻柔的话语，不经意地流露出对父亲的怀念。“我知道，您是刘永济先生的女儿。”我声音也不大。她有些惊诧。我说出了协助她创刊的缘由——我是慕她的名而来！
还在珞珈山时，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武汉大学为使中文系著名的“五老”之一刘永济教授学术后继有人，特将他的女儿——颇有声誉的报社记者调回他身边。一堂文学史课，大家刚坐好，一位女士进来，她一袭浅米色西装套裙，自然波浪式短披发衬着端庄的面容，明亮的双眼透出睿智，右手拿着褚红色大开本笔记簿，她略微巡视了一下，然后坐在第二排边位上。她将一教室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优雅自然，却光彩照人。我心中钦慕，暗想：将来我也要像她一样！
我将二十年前的这段往事细细道出。她说，绝没想到她的出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只连说“老了老了”，看得出“文革”对她的伤害很大，她头发依稀花白，人也纤弱了，但依然娴雅睿智。
“还有您绝没想到的——‘慕名而来’的第二个缘由！”我笑了笑，刻意淡然地说出那段沉淀于心灵深处的往事：“文革”初期的“红头文件”；1964年的材料；曾部长的报告；系团总支书记在干校的指认。
我带一点自我调侃又毫无伤人的语气说：“那材料里写有个葬花的吴云贞，指的就是我。”我尽量把话说得缓和一点，怕吓着她。
“真的吗？”这是她决没想到的事，一脸困惑地盯着我。二十几年前的材料里，除了程千帆先生以外，可能她一个也记不住。而今，一个被她“写过的”名字就立在她眼前，她能不感到诧异吗？世界真太小！
我赶紧解释：因是陈年旧事，又多有不实，我并不在乎了，只想问问材料形成的过程。
她轻叹一声：“真对不起啊，小吴！”一双明眸暗淡下来。一切安慰都是多余，书房静静的，给予她和我搜寻往昔的空间。她很快调整了情绪，慢慢地叙说当年的情景。她也许是心怀歉疚，很客观很平静地回述。我低着头，没有正面看她，怕影响她的思路，更怕搅乱她的心境。她的声音像缓缓的流水，随着她的回忆，珞珈山上的生活场景不断在我的眼前翻过。
我的笔拙，只能简述这一过程：她回珞珈山，是组织委派，任务单纯：为父亲刘永济教授整理学术成果。因而，她极少参与中文系的活动，同教师联系也不多。一位副教授自称是她父亲的学生，从驻苏大使馆回国不久，常去她家，与之熟悉了。他当时在政治上很受信任，她并不清楚这些零碎的材料怎么会集中到他的手里。这也不是系里交办给他的任务，他只说自己整材料不内行，来请她帮忙。她碍着父亲这层，勉强接受了。但材料涉及师生个人，又很零散，凑不成文章。她以此推脱。副教授带来补充材料，才知道武汉大学在师生中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北大没搞。高教部和中社科院文学所派了人来系里作文科教学调查。这个要整的材料是否为调查而整的，她一概不知。因为有了补充，她分几种思想类型整理成文。交稿后，她再也没问及此事。